【推荐】社会调查报告模板集合七篇
我们眼下的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多数报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社会调查报告7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调查报告 篇1
大学的的第一个暑假到来了，应学校的提议和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我参加了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次的活动中，我学到了很多，也感悟了很多。下面就我这次暑期社会实践的心得做一总结。
我们的实践主题是“ic计划”，就是走访杭州湾新区的企业，了解周边的情况，收集有用的信息，为我们学院提供有用的资源。这次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社会经验，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将为我们以后走出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片叶子属于一个季节，年轻的莘莘学子拥有绚丽的青春年华。谁说意气风发，我们年少轻狂，经受不住暴雨的洗礼？谁说象牙塔里的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走出校园，踏上社会，我们能否不辜负他人的期望，为自己书写一份满意的答卷。步入大学就等于步入半个社会。我们不再是象牙塔里不能受风吹雨打的花朵，通过社会实践的磨练，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社会实践是一笔财富。社会是一所更能锻炼人的综合性大学，只有正确的引导我们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于社会，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使我们发现自身的不足，为今后走出校门，踏进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才能使我们学有所用，在实践中成才，在服务中成长，并有效的为社会服务，体现大学生的自身价值。
回想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学到了很多，从我接触的每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社会经验，自己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而这些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在社会上要善于与别人沟通。如何与别人沟通好，这门技术是需要长期的练习。以前没有走访的机会，使我与别人对话时不会应变，会使谈话时有冷场，这是很尴尬的。人在社会中都会融入社会这个团体中，人与人之间合力去做事，使其做事的过程中更加融洽，事半功倍。别人给你的意见，你要听取，耐心，虚心地接受。在工作上还要有自信。其实有谁一生下来句什么都会的，只要有自信，就能克服心理障碍，那一切就变得容易解决了。
在这次实践中我学到了许许多的东西，它教我要善于与人交流，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让我认识了更多的人；它教我吃苦，教我要学会苦中作乐，时时刻刻都要有一种敢于吃苦的心态；他叫我要自信，一分自信一分成功，十分自信十分成功。总而言之，这次实践，使我终身受益！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而随之而来的竞争也非常严峻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型人才。时代赋予人才新的定义：不仅能够驾驭新科技，具有创新意识，更要有将科技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我们要珍惜每一次锻炼的机会，让人生无憾。实践，就是把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客观实际中去，使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有用武之地。只学不实践，那么所学的就等于零。理论应该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实践可为以后找工作打基础。通过这段时间的实习，学到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因为环境的不同，接触的人与事不同，从中所学的东西自然就不一样了。
真的社会实践不仅要锻炼自己，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改进自己，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我们学到的东西、得到的启示。当代大学生是新一代国家栋梁，在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应当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随时随地为他人考虑，为社会着想！哪怕是在假期社会实践中，我们应该向社会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将摆正心态，正确定位，发奋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适应时代的需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实践活动即将结束了，每个人都在思考着这几天发生在我们身上全部，少了那些青春的张狂，多了些青春的踏实，少了那些青春的迷茫，多了些青春的奋斗，当远离学校的庇护，来到茫然的社会时候，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努力，什么是渺小。这样的实践，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快乐。
社会调查报告 篇2
一、关于会计信息失真处罚的讨论
目前，针对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有关部门己着手进行处理，处理的方式包括：对会计信息失真的企业，责令其按规定调整账务，补缴应缴的税款，限期整改，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对严重违反《会计法》的企业依法进行行政处罚，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责任，取消应负主要责任的会计人员的会计资格等；并对造成企业会计信息失真及有直接责任的总经理、厂长、财务科长进行行政记过、行政警告、××等处分；对涉及违法犯罪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上述这些做法对已经出现会计信息失真和违犯法律的企业、会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各种处罚和处分是十分必要和恰当的。
但是，如果仅仅以事后理的方式来制止新的会计信息失真行为的发生，力度是不够的。会计信息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企业文化，不是由个别人或个别企业管理机构所能造就和形成的，利用虚假会计信息粉饰经营目标和经营成果，实质上是企业文化的××，对已产生企业文化××的那些经济组织，限期整改和内部财务管理办法调整只是动其肌肤而难伤其筋骨，而其××文化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仅对个人加以惩罚，由惩罚个别有罪之人替代经济组织的违法之过是不足以消除影响的，应该同时对企业加以经济制裁，令其对因会计信息的失真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进行补偿。
另外，一个企业能产生大量的会计假信息是会计主体不到位的表现。企业主体有意干预会计主体，在我国的一些企业组织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假信息出得越多的企业，这种缺位和越位情况越严重。处罚己经造成危害的缺位者和越位者，对正确的会计主体定位并不能起到保障作用，只要缺位实质还存在，新的主角还会重新登场，旧戏重演。因此，不能把制造会计假信息的问题只看作是账务调整的问题，在具有严格会计主体概念的企业中，账务调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把企业的会计业务置于有组织的厂际会计集体监督之下，是一种既能剥离企业主体侵犯会计主体，又能保证会计主体与企业经营密切沟通的社会监督方式。
二、关于会计主体的到位
笔者认为，防范和化解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主要集中在两项管理策略上，一是要积极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和社会环境，保障会计主体的到位；二是要加强会计行为人的素质培养，提高职能水平，提高会计服务质量，有效防范企业主体越位。
会计主体的不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财务管理体制的不健全所造成的，是企业主体越位的行为结果。从抽象的关系来讲，会计主体与企业主体的功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完成企业的再生产运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主体最关心的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能力，创造利润的能力，财务成果是企业活力的基本内容之一，而财务成果的表达，则必须通过会计活动来完成。所以，在对会计基本概念的认识上，会计主体和企业主体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这使得会计主体的行为在极大的程度上能与企业主体的意志一致。但是二者在经济管理关系上的区别，往往会在管理工作中产生矛盾，特别是管理规则不同造成的矛盾，造成会计主体难以到位。会计主体必须严格按照国家会计法规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般经济规律完成会计核算工作，具体体现在会计确认和计量这两个方面；企业主体在财务管理上则遵循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所确定的各项规则。
会计主体所遵循的管理规则具有强制性、法令性和指定性，企业主体遵循的管理规则则具有制度化、灵活性和协商性。以会计核算规则为例，相同的会计核算规则，两个主体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的：会计核算原理及规则对于会计主体来说是条例和命令，会计主体所关心的是会计客体如何科学、及时、准确地反映到账面上来；企业主体所关心的是企业的债权及债务关系如何摆平衡，企业经济地位如何保障，企业与国家、个人的经济利益如何处理。会计主体讲究的是核算方法的科学化，建立的是一整套以账户结构、记账方法和汇总方法为内容的独立的会计核算程序；企业主体讲究的是企业管理方法的现代化，利润最大化是其最终的管理目标。
要使会计主体在企业管理的活动中确保定位，首要的任务是实施管理体制的更新和改造，企业主管会计的地位不应受到企业主体的制约，会计人员委派制度、财务总监制度及注册会计师制度等，都是可行的方法。《会计法》强调了企业主管人员同会计人员在执业方面的关系是遵法、护法与业务执法、守法的关系，为确保会计主体独立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法律保障。其次是对充当会计主体的从业人员必须建立合理的主体定位标准。包括心理定位标准、素质定位标准、环境定位标准和职业定位标准。心理定位是指会计主体在位的思想稳定性和优越感，即会计主体定位的心态平衡感，高效率、高质量的会计主体执业活动意味着知识，文化，技能的高速交流与融合，是会计主体稳定在位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和作用的基本条件。
从业于会计主体的个体不能只是会算账的机器，而是会把握企业经济信息流通的“会计人”。素质是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工作技能、道德水准的综合反映，每个人接受的基础教育和再教育不同，必然表现出个人的素质差异。随着企业经济活动的更加复杂化、多元化，对会计主体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定位要赋予明确的概念和内涵条件，素质高低之分，反映到会计主体身上，就是对不同的会计知识结构和不同层次的素质要求，实施会计主体合格或资格的定期考核，是确保素质定位的手段。当会计主体的从业人员的职位相对固定时，他们总是会置身于某一个具体的环境中，这就必然存在一个会计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环境与会计主体从业者的自我定位有着直接的依附关系，会计主体必须充分认识自己所处的会计环境及其与企业环境的差异，会计上的高手同企业管理上的高手都是由各自的从业环境所造就出来的，如果把两个主体的环境位置互换其位，恐怕谁也难以胜任其责，因此，强调会计主体的环境定位是保证会计主体到位的充分条件。
职业定位是指对会计主体从业人员的职业性质的识别和定位，有人对职业定位的种类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职业定位包括技术型定位、管理型定位、创造型定位、自由独立型定位和安全型定位这五种基本类型，这些分类在性质上并不是对职业的好坏之分，而是对职业标准的划分，会计职业应是一种技术型为首，管理型和安全型为辅的职业。作为技术型主体，从业者在会计技能和技术上具有强烈的从业意愿，把希望寄托在继续研究自己的会计专业上；作为管理型主体，具有很好的会计分析能力，会计监控能力和情感控制能力等管理素质，对所从事的会计职业具有长期稳定和安全的心态。总之，保证会计主体的定位，必须首先确认会计主体定位的基本标准，这是选拔会计主体从业人员的标准。
三、关于创建会计行为合理化的标准制度
什么是会计信息的基本属性？这是研究会计行为涉及的基本问题。如果信息发自客观事物对自身的一种自然表达，这种表达对客观事物来说就是一种真实的表现，如天气状况信息的自然表达，物质运动状况信息的自然表达，均是客观事物的真实表现。会计信息则不完全是会计客体的真实表达，以企业的收益和资产为例，它们是企业经济活动赖以生存的客体，也是会计
行为所要反映的会计客体，但是，收益的确定和资产的计量则需要通过会计人的脑力劳动来表达，这就在会计客体和会计信息之间设置了一道人的行为过程。人的行为在会计信息能否完成对会计客体的真实表达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能力差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环境中，对会计客体状况的信息表达是有差异的。所以，便产生了会计信息对会计
客体进行价值表达和服务的真实性的争论，这种争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会计工作性质的机会。作为会计主体，至少应该以真实的行为去完成对会计客体的表达和服务。事实上，虽然在企业中存在的各种物流都是真真切切的实体，但它的价值面却必须通过人的脑力劳动才能具体表现出来。会计客体的价值面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对价值面的描述在目前又只能通过会计信息来表达，并通过会计信息的途径向会计的服务客体进行传达，这使得人们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的认识完全受到人的行为的控制，在未能揭话出会计信息失真之前，人们只能将己获得的会计信息作为经济面貌的价值来认识，而一但会计信息的失真被暴露出来，人们就将失去对企业经济活动价值面取得认识的机会，从而造成决策损失。
如何才能便会计信息免受会计行为的有意扭曲，这就要求产生和提供会计信息的渠道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即会计规则。我们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绝对真实性，但如果会计信息是由不遵循会计规则的行为来产生和提供，那必定会严重失真。这至少是判断会计信息虚假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也是向失真的会计信息提出判罚意见的基本依据。在此，我们已把虚假的会计信息同会计信息的失真作为两种不同的对象来进行讨论了。事实上，有可能确实存在由于会计信息必须经过人脑的劳动而产生，以至因表达能力的缺陷而失真这种事实，如果会计行为是规范的，即便信息失真，也只能在会计规则上我原因，是会计规则的不完善容留了低能力的存在，在判断会计信息失真的性质时，必须分清是因会计规则的不完善而造成的会计信息失误还是因人的行为不规范而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在既定的会计规则下，科学的识别方法便在于对会计行为合理化标准的研究与设立。实现会计行为合理化，是配合实施会计规则、会计管理的科学水平，充分发挥会计职能，便会计信息免受不正当行为歪曲，提高会计信息真实度的基本保证。
建立会计行为合理化的标准制度，首先需要从会计行为的思想现代化、会计行为方法现代化和会计行为内涵的现代化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找到会计行为科学的理论出发点，并以理论的研究为背景，提出会计行为的合法化、组织化方案，最后具体落实到对会计行为目标的确定和界定。
会计行为合理化标准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会计行为必须是以会计客体为基础，既能满足会计信息服务对象的需求，又能确保会计主体自身合法权益的双向标准行为，必须是能满足预测、决策、预算、控制、核算、分析与评价各项会计职能的综合标准行为；必须是为提高经济效益而服务的经济标准行为；必须是能依法办事、严格执行国家经济制度、严格贯彻国家经济政策，讲究会计规范的法律标准行为；必须是以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为己任，严格把握会计信息质量的有用性标准行为。我们应该在新《会计法》的引导下尽快建立科学化、合理化、现代化的会计行为管理标准，创造一个完善的行为空间，用合理的会计行为标准管理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使管理者在会计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就能识别和暴露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尽量减少因会计工作的失误和违法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纯洁会计行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社会调查报告 篇3
调查目的：
时下，高中生通过利用课余时间找份兼职工作打打工或在假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打暑期工、实习体味生活已经成为了一股热潮。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挣钱是打工的首要目的。有的却认为挣钱并不是高中生打工的惟一目的，不少同学把打工看作是参加社会实践、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
调查对象：
在校高中生，而高中生社会实践已成为培养合格高中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决不能忽视或放弃高中生社会实践。因此这次调查就选择了在读高中生30名，分别分为高一10名，高二10名，高三10名。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通过对高中生有否参加过暑期工、兼职或实习，最想参与何种社会实践，所参与的打工或实习是否与所学专业相符，能否体现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以及在工作或实习中获得了什么等问题进行展开。
调查方法：
通过派发问卷进行调查，发放问卷共30份，收回有效问卷30份。
调查结果：
从调查中发现，许多高中生都认为兼职是高中生的第二个“课堂”，通过兼职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存在就是合理”，职业没有高低之分，无论什么职业都有其可取与不可取之处，就看自己的需求。从调查中数据显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愿意参加社会实践打工的活动。
调查结果分析：
当代高中生与以往的高中生相比较，他们的求学经历、生活条件、所处社会大环境都相对优越，也没有经过必要的挫折教育，因此，他们意志往往比较脆弱，克服困难的能力也较差，常常是对社会的要求较高，对自我的要求较低。当前，高中生的责任意识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成为不少地方采用人才的两个新标准。高中生参与社会实践是促进高中生素质教育,加强和改进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的重要举措，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重要途径。
结论与建议：
这样可以使同学在实践中更好的认识国情，贴近社会，从而确定比较正确的人生前进方向。作为高校教育者，如果能引导大学生将强烈的使命感转化为学习、服务、实践、奉献等实实在在行动，把行动变为责任，将会使大学生在人生轨迹上树立起更高的起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应该说不仅有助于他们较快适应、融入社会，同时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由之路。
社会调查报告 篇4
农村社会化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农民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生产关系，是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前，农村社会化服务网络还不健全，服务业发展还不规范，需要政府导向、政策导航、农民导演。
当好服务主角。政府的工作就是服务，农民的要求就是政府的工作责任，农村社会化服务需要政府统领和协调。政府服务农村社会，要一手抓技术性、公益性服务，一手抓经营性服务，使两种服务互为融合、互为促进。在技术性、公益性服务层面上，乡镇一级的农技、教育、农机、医疗、畜牧水产等工作部门是主体，政府应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工作经费，教育新一代，推广新种苗、应用新技术、提供新信息，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象体现农业三大技术改造（高杆改矮杆、常规改杂交、单季改双季）带来的社会化效果一样，展现新时期农村社会化服务。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既要照顾当前，又要思虑长远；既要考虑农民的现实利益，又要体现公益性服务。在医疗费用虚高的问题上，采取刚性政策、硬性措施，务实工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借鉴苏南全民医保模式，建立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和大病统筹基金结合的医保基金，坚持“小病在村，大病在院”的政策，因地制宜制订可操作性细则，让参加医保的农民在看病时能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带来的益处，维护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农村教育要集思广益，尊重大部分农民意愿，实行农民代表听证，把农村小孩上学难的问题采取寄宿、合理配校等措施加以解决。农村修路要与民居修建统筹规划（农村规划只服务不收费），建好村路如同给农村戴上一条“项链”，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基础性拉动作用，民居点缀其中，逐渐把农村建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在经营性服务层面上，政府要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对接生产基地，建设好农产品贸易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优化企业经营市场环境，使农村服务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主体的小主角，让农民享受社会化服务成果。
延伸服务触角。主要建设镇、村、示范户三级服务网络，使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千家万户，新技术、新种苗、新信息源源不断输送给农民，使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产品生产无害化，农业结构调整符合农村经济走势和市场需求，为建设现代农业、和谐新农村夯实基础。
社会调查报告 篇5
社会实践通过使学生了解国情，有助于他们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使学生接触人民群众，有助于他们加深对人民群众的了解，同人民群众建立感情，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社会实践使学生通过实践的检验，看到了课堂教学和自身知识、能力结构的缺陷，主动调整知识和能力结构，培养学生不断追求新知识的科学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使学生把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帮助学生巩固和深化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锻炼实际动手的能力。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社会角色的转变，强化其角色类型的分辨能力，角色扮演心态的健全能力，角色的适应能力；社会实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如心理承受能力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应变创新能力等；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是他们消除心理误区，寻找到社会与自身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一方面接受教育，锻炼才干；另一方面，运用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做贡献，对“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0xx年xx月xx日，河北经贸大学xx级会计学院四班寒假社会实践小分队来到学校附近的新村进行义务支教。作为一名大二的学生，本次寒假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涯的第二次实践。为了使这个漫长的寒假过得充实，并且践行“体验省情、服务群众”的主题，我们一行六人决定给适龄青少年学生做一次义务家教辅导，把温暖与关怀送到经济困难家庭、留守儿童家庭。同时积极宣传着党的十八大精神，让群众知党恩、念党恩。以下为本次实践活动的相关内容：
一、实践时间：xx年xx月xx日—xx日
二、准备工作：
我们先撰写海报宣传单，做好宣传工作。在一所空房子中安好桌椅。一切准备就绪我开始贴海报发宣传单。当天就有八位学生的家长报了名。
三、实践对象：
本村小学学生（学习成绩较差）共十个人：一年级两个，二年级四个,三年级两个,四年级两个。
四、实践目的：
对该阶段学生所学知识作全面复习、巩固、提高，使其对即将学习的知识作初步了解。
五、实践过程：
第一阶段：我们先把他们按年几级分好座位以便教学。第一天我们先检查了他们做作业的情况，针对不同学生的作业情况我们制定了不同的教学计划。我们把他们作过的作业统统都讲了一遍，不懂得问题为他们细心的讲解。剩余的作业作为课后的作业，开学之前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
第二阶段：经过三天的稳定我们开始正式上课，由于人少，且集中。教起来就比较方便。主要教授语文、英语和数学。对于二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将要开设英语这门课，打好基础很重要，因此我们格外注意。我们还采互动教学，让高年级的学生帮助低年级的学生。这样不仅增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教学顺利的进行。这一阶段我们一共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教学。其中我们没有让他们只是在课堂上学习，我们还组织了两次课外活动和趣味小比赛。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不忘记锻炼身体。
第三阶段：这是最后一个星期的教学，我们没有进行新知识的教授而是进入巩固阶段的学习。让学生对前面所学做一个全面的总结。最后几天对他们进行了几次测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六、实践结果：二年级的学生英语基础掌握的比较好，在测验中他们两个人的平均成绩都在80分以上 ，四年级学生数学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其他学生都较之以前有很大进步，这让学生家长感到很欣慰。在这段时间的支教工作中，我学习到许多教育的方式和技巧：
第一、 要对学生充满爱心。陶行知先生曾说过Α八不爱学生，谁就不能教育好学生。”在教育转化工作中，教师应多讲道理，带着感情去做工作，提高问题学生的道德觉悟和上进心，培养他们的是非观念，必须坚持正面诱导，以理服人，切忌简单粗暴，以势压人。
第二、 尊重他们的人格。教师应当尊重、信任问题学生χ鸩消除他们的疑虑。
第三、 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问题学生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再差的学生也总有某方面的特长或优势，比如学习差的，他在音乐、美术方面有特长，要善于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适时的加以表扬。同时，经过支教过程中的了解，针对教育问题我们也有以下思考: 第一，要丰富乡村地区学生的精神生活，据我们了解，许多学校运动会、联欢会等活动举行的非常少，这样对学生的成长教育十分不利。
第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孩子的基础教育问题一直被国家和 社会各界关注，但一直没有提升到重要的地位，农村的教育条件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城市人口的教育需要被优先满足，农村人口得到的教育资源就非常有限，远远无法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要。
第三，农村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学质量就足够的，国家已经落实了很多政策鼓励基础教育，下一步提高学生们接受教育的意识更不能忽视。
第四，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学历通常都是初中到高中水平，而且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一方面当地专科师范毕业生回乡任教，但政府由于教师工资、住房、福利待遇等支大而无力接收，另一方面没有经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民办教师又由于能力有限而对学生的引导及培养造成阻碍。这就导致教育资源被浪费，而少年儿童接受知识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
在一些列调查研究后，我们认为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 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本身薄弱。目前，农村基础教育勉强成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质量令人担忧；而农村职业教育只有一些零星教育，根本未能形成体系。农民受教育程度受制于这样的农村教育体系，不但传统意义上的文盲、半文盲率难以降低，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文盲无法扫除，至今仍然在增加。其结果，贫困农村农民的素质低下就是铁定的事实。在这种现状下，构建农村终身教育体系就成为一种空想。
第二， 农村财力不足是根本原因。财力不足，必然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得农村教育的投资体系难以运转。按现行的教育经费负担体系来看，当地较为贫困的乡镇财政负担着农村绝大多数的教育经费。贫困的乡镇财政一般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独自进行公共产品投入。近几年来，国家加大对城市教育的关注，将主要教育投资用于城市，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相对极少，而且附加条件多，加上程序复杂，层层盘剥，真正能投入到农村教育中，得到实际使用的资金不多，不能满足农村教育最基本的需要。从教育经费和教育投资规模来看，农村教育的质量是难以有保障的。
社会调查报告 篇6
【摘 要】：创新，广义的说，是发现、发明、创造新事物。人的创新能力与
三个因素直接相关：一时知识因素，二是智力因素，三是能力因素。创新能力的知识因素是各门学科所要解决的问题，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就是根据现实需要，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并组织、知道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工作，使得取得创新成果，这也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本文通过对湖师宿舍学生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大学生对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理解。
【关键词】：大学生，创新，实践
一、调查背景
格林斯潘曾说，“现在世界所面临的金融海啸是拜年一遇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当下主题。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也在不断进步，各行业的人们都以新的形象展现正在新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同样也要与时俱进，要以新的形象去面对新的时代，以像男的特点去适应信的时代，这对每个大学生是十分重要的。近年来，我国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将变革学习方式，强调在学科领域要为学生创设探究性学习的空间；注重知识发生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注重主动学习过程，继而形成一定的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意识和能力。
随着课程标准的颁布，与之相应的教材新增加了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如何变革学习方式，组织好这些内容的教学，同时在教材的使用中，创造性地选择更多的内容，开展探究性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成为当前数学教学中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问题。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是时代挑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面对新世纪的国际竞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化教育改革，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代新人已成为世界各
国的共识，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潮流。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是课程改革的要求。新的课程标准倡导以科学探究为主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激发学习兴趣，要求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实践能力，它标志着学生的学习方式正由传统的接受式学习向主动型学习转变。
二、调查方法与过程
调查对象：湖北师范学院在校大学生
调查时间：20xx年12月 10日——20xx年12月18日 调查地点：学生宿舍 调查方式：问卷法
调查过程： 1．分组（将全班30名同学分成3个小组，每组设组长1名）
2．分配任务（定课题、查资料、制问卷）小组讨论 3．发放问卷（每人5份问卷，随机发放） 4．收集并整理问卷 5．数据分析 6．调查结果总结 7．撰写调查报告 8．总结经验
三、现状及分析
1、对于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注意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问题，具体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大学中，很主意平时就培养对自己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的同学较少，但是根本不注意的更少，只是大部分人不是很主意，所以在大学
里，大学生应该提高对于自己的这种能力的培养，从而提高自己的各方面能力。
社会调查报告 篇7
一、前 记
一、调查区域
1.调查区域的地理、人文状况。
本专题的调查区域为广东番禺市东南部的南沙半岛。南沙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居珠江出海口要津，东南距香港38海里，西南距澳门41海里，西北距广州54公里。南沙的陆地面积为5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27894亩，为临海丘陵地带。
南沙在唐宋以前乃是珠江口内的一群岛屿，后因沙泥淤积，遂在岛屿四周冲积成小沙洲，至明清，始连成片开垦为田。宋末元初（1278-1280）年间，始有先民到南沙开发繁衍，并将此地称为“沙埠”.元明时，亦称“沙埔”.因南沙原为船艇锚泊的海湾，故又名“南湾”.至清代，因今南沙境内最高峰黄山鲁之南拥有大片沙洲，故始习称“南沙”并沿用此名至今。
南沙在清代，属东莞县莲溪局辖下；民国时期，属东莞县第九区；1952年7月，从东莞县脱出，属珠海县第四区万顷沙乡；1957年 5月，从珠海县脱出，归属中山县万项沙乡；1959年7月，从中山县脱出，归属番禺县万顷沙人民公社；1961年3月，从万顷沙人民公社脱出，独称南沙人民公社；1983年12月20日，改南沙人民公社为南沙区；1987年1月1日，改南沙区为南沙镇；1990年6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南沙镇东北部建立番禺南沙经济开发区；1992年6月，南沙镇与经济区合并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今，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辖1个居民委员会、15个村民委员会，含36个自然村、 7001户、24515人。
南沙原为极其偏僻荒凉的落后地区，解放前是土匪窝，解放后是劳改场，文革时是下放“知青”之地，生活水平之低下可想而知。当地居民大多自称为“ 家佬”、“水流柴”意为生活无依，飘泊不定，即便捕鱼兼耕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糊口。
2、调查点的选择
我们在从事本专题调查时，选择了板头管理区与东瓜宇管理区作为调查点，此两个村相距约一公里，为相邻村。
A.板头管理区（村）
“板头”原称“攀头”,意为攀山越岭到尽头，寓创业艰辛之意。因“攀”字笔划繁多，故简略为“板”字。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原籍陕西京北郡黎族祖先黎藩庄，其先人于宋代南迁广东，经南雄珠玑至东莞，再由东莞塘头迁至南沙塘坑。其后50多年，又于成化年（1465年），黎族的大部分人再由塘坑迁至板头建村。 板头村位于南沙中部偏西，三面环山，北为较平坦的耕地，居民向来重视农耕。板头村的民居依山而建，颇具山村特色，旧居民的布局成行成排，显然经精心规划，至今依然保持原貌。（注）富庶人家的楼房为两层，虽已斑驳，但仍可想见当年雕梁画栋之盛姿。板头村由上村、下村、社树三部分组成，现有人口1234人，353户，绝大多数人姓黎，间杂有陈、何、叶、朱诸姓。人均耕地面积为109亩。
我们选择板头村作为调查点的理由是其具有较深远的农耕传统，传统人文色彩较浓重，宗法系统较完备，且目前的经济较发达，所以可视为剖析都市化过程中农村社会变迁的较理想对象。
（注）：我们问村民：“为什么没人拆掉旧居民？”村人说：“按习惯，儿子一结婚就分家出去，父母给他一笔钱，他自己筹一笔钱，另外盖新房居住。”所以，今天仍然住在旧宅中的人大多为村里老人及外来民工。
B.东瓜宇管理区（村）
东瓜宇村原名东瓜屿，此地原为古海屿，在对岸居住的人，需摆渡才能至屿上。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先后有人在此定居，并在屿上种植冬瓜，故名东瓜屿。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后人以其谐音取名为东瓜宇。合成、蝴蝶洲两村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两村位置为当年的渡口，年深日久，因滩涂淤积而连成片。
东瓜宇村位于板头村的东北，由东瓜宇、合成、蝴蝶洲、白荇窖4个自然村组成，原先农业生产水平较落后。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尚允许外省农民迁至东瓜宇安家落户（注），所以东瓜宇村是个典型的多姓杂居之地。目前主要姓氏有：招、曾、谭、朱、冯、黄、陈、邱等，共有村民1264人，397户，人均耕地面积为1.5亩。
由于东瓜宇村农业生产较落后，且位于南沙经济开发区的交通发达地带，故它是南沙第一个实行征地的村子，也是最早由农业转向加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村子。它曾先行一步，对农村向都市化的彻底转变作过许多探索，从而也激发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矛盾。这也是我们选取东瓜宇村作为本专题调查点的最主要的依据。
我们选取板头村与东瓜宇村作为本专题的两个调查点，目的是为了构造一个更系统、更具典型意义的调查对象。为了叙述及研究之便，我们把板头村和东瓜宇村合称为“南村”.
（注）当然必须有亲戚在东瓜宇，经亲戚介绍始成。
二、小 引
在通常意义上，现代化即是都市化。因人口集中、工业扩张、商业发展、教肓普及而建构的都市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格局。但对于长期处于农业文明格局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都市化）既是成功的标志，也是难以仿效的范例。由于时空差异和资源限制等原因，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寻找特殊的发展方式。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农村，承包责任田在开始时也许不过是农民挣脱公社化的束缚、争取基本生存条件的一种自发性尝试，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可，联产承包的经营方式启动了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运动于70年代末拉开帷幕，并终于在90年代峥嵘崭露。
我们要考察的南村，便是此一大背景下的一个景点。
首先需要说明三点：
第一，由于中国在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性，都市化并不是中国现代化唯一的、主要的发展方式。80年代以来，大量小城镇的崛起和乡镇工业的兴起，使农民在都市之外找到了就业和致富的机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合乎国情的发展方式基本上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萌动发生的，没有造成传统农业社会的急剧瓦解。加上一直控制着农村权力之源的政治体制的连续性，所以即使农民初步进入现代生活后，既有的社会结构、生活风格、人伦关系等也顽强保持下来，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特有风景。
第二，南村的具体情况使其与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不同，确实有一个都市化的过程。改革之初，因为河网纵横，交通不便等原因，南村的地方经济和乡镇企业远没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发展快，乡镇企业主要还是原有的采石场、运输业等，个体经济亦很荒芜。80年代，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鉴于南村所属的南沙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又有较好的港口条件，拟投入巨额资金开发南沙，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1990年6月，南村附近的几个村被划为“番禺市经济开发区”;1992年6月，广东省又进一步宣布成立“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南村在内的南沙镇全部纳入 开发区，所属54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国家征收作为工业用地，南村原则上已不存在农民，从此结束了300多年的农村史，改名为“南村管理区”,正式踏上都市化道路。
第三，南村从一个相对落后闭塞的区域一跃而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间的自然过渡阶段被省略了，所以可能发生更为明显的行为无序与观念错位，也可能会更倚重传统资源以应对都市化进程。这种因外部剌激而走上都市化的方式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对它的观察理解可以作为都市化全过程的记录。本调查报告主要围绕南村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展开，时间上从70年代末开始，而内容上以年征地后为主。
三、村民对都市化的反应
虽然土地是农民的命脉所系，但做了几百年土地的奴隶，村民们都厌恶种田，一是辛苦，二是收入低，大家都向往城市，想出去做工。土地征收后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想耕地也没地耕了。但都市生活条件并未随之而来，过去种田虽然收入少，一日三餐的粮食还是充足的，土地没有了，吃的大米也得买，心理上就不适应。征地款发下后，每家都有10万元左右，首先用来砌楼，花去一大半，余下的钱买辆摩托、操办儿女婚事，所余无几。而每斤大米1元以上，以每户4口人算，每天吃米就要5元以上，光靠村里发放的每人第月200元的生活费是无法应付日常开支的。南村刚刚开发，一切还在初建阶段，没什么企业，就业机会很少。
本村有家工厂，按协议要按比例招收本村人，但工厂招工只限于18-25岁之间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女性，工资也只有200-400元左右。年轻人不想干，中年妇女想干又干不了；青壮年男性没有技术，出外打工反比不上外地劳工。比如珠江电厂挖泥，本地人开价10元/天，外地工8元/天也干了，所以除了少数有点技术的青壮年可以去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打工外，80%以上的人无事可做。只好以摩托载客，一天可得20-30元。南村4队500多人，只有30个青年女性有正常职业；大量待业者的存在不但致使难以维持生计，而且其中少数人还学染上会赌博等不良习惯。村头街尾到处有打麻将的人，此成为潜在的社会危机。
南村附近的金村，原有土地多，征地款发得也多，加上干部有经济头脑，土地开发和企业经营好，人均收入万元以上，成人每月发600元生活费，未成年人每月500元，每户还有70平方米米住宅楼，村民生活水平高；这对南村刺激很大，两相对照，南村人对未来很悲观。都感到他们向往的都市化并没有使他们迅速过上幸福生活。
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专制伦理的驯化下，习惯于逆来顺受，以忍耐著称。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一般并不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况且对南村人来说，都市化的前景已经可望可即。问题在于，与失去土地后没有稳定职业生活难以保障相应，村里的干部却乘机大发横财，村民们本来就不稳定的情绪受到进一步激化，酿成一系列社会冲突，成为伴随南村都市化进程的有着严重消极影响的事件。
近3年来，南沙开发区范围内多次发生群众抗议事件，主要是针对管理区的干部，特别是支书。92年6月28日，工程队到南村已征收的土地上推土开工，50多个村民闻讯赶来阻拦、有的静坐、有的躺下，对峙严重。南村干部无法劝阻，报到管委会，以为事态严重，有人在幕后操纵，调来一个中队的警察；管委会书记到现场了解原来并没有人在背后组织、操纵，只是村民觉得征地的补偿太少，每亩12000元，发到居民手中的只有6000元、他们有个比较，87年珠江电厂征地时每亩给7000元，时间过去5年，钱还少了1000元，所以他们拒绝让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管委会只好让步，督促南村把另外的6000元。发给村民，南村是南沙唯一把全部征地款发给村民的管理区。
应当说，12000元征地款中留下一半对发展集体经济是有好处的，是农村都市化之初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问题是村民根本不信任干部，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为集体为群众办事，所以还是分到手里踏实，至少不会被干部乱花。这就形成一种两难格局：一方面干部确实在用居民的征地款来奢侈享受，到处旅游，买进口车，出入酒楼，中饱私囊。另一方面钱全分完后，集体没有发展基金，发下去的钱也不能成为滚动发展的资本。那么，失却了土地的南村人以后日子怎么过？现在南村成年人每月发200元，16岁以下100元，96年就没有钱发了，到时连生活费也成了问题。由此，南村人产生了对都市化的悲观态度，此都市化过程中必需妨碍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这抗议行为在南村附近各村也多次发生，有时村民阻塞公路，有时集体上访。经我们反复了解，得知这些行动并没有什么人首尾一贯地精心策划，基本上是某一件事引起公愤，大家七嘴八舌一起议论，听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利益受损最大的人嗓门最 高，召唤一声，激愤的人群就跟着行动。比如去年南村有3个队长和几个青年一道喝酒，其中有个人觉得本村的山头被邻近村的石场开采了8年，为什么不收回呢？一定是村干部得了好处。几个人都响应，吵吵嚷嚷很多人来围观，6个变成50、60人。第二天以这些人为骨干，100多村民围住石场。管委会做工作，问明原委，要求石场做好开采后的工作（如修好道路等等），这个问题才了结。群众又提出本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作风，各种事情都扯了进来，调解好几次才平息下来。据镇农办刘主任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工作没做好，经济账目上不清楚，不敢面对群众，群众越不清楚就越怀疑，越怀疑就越有气，一遇机会就爆发。引发事端的一般是三类人，一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二是过去做过干部的人，他们有一定社会见解，对现任干部的情况比较了解；三是因计划生育等原因而与现任干部有私愤的。因为这些行为主要是针对管理区干部，所以只有管委会出面做化解工作，并作出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极端做法，群众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有些抗议行动也有具体的组织者。94年4月18日南沙石矿场用12.5吨火药引爆，造成南村50多间房屋破裂。石场不管，受害者向南村支书、村长反映，经有关方面测验后，确认受损事实，但几十天后都没有赔偿迹象。黎锦潮等房屋受损最严重的人就组织50余户受害者，每家出100元做活动经费，先到开发区，再到番禺市，最后又租汽车到政府投诉，但直到我们调查时，都没有任何单位有答复。黎锦潮认为，原因之一是石场承包人与干部有关系，而受害者中没有一户是干部。在此活动中，黎锦潮是主要的组织者，此人读过8年书，做过大队会计，后被排挤走了，对南村社会的分析比较精辟。另据反映，南村附近的沙螺湾的一次集体上访，也由一个人组织的，他出钱租车，载人到番禺市，参加者有饭吃，每天还有10元钱。可以预期，随着居民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有组织的民意表达行为会越来越多。
四、行政权力与经济控制权的整合
农民的担忧和抗议确有出了对土地丧失后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的考虑，但其直接矛头，是针对村干部的。土地征收了，村民变成了市民，但原有的行政权力机构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由村支部书记和村长改为管理区支部书记和管理区主任，其功能和权限依然和过去一样，而且由于都市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又使其增加了经济控制权。
1、经济权力的增长
改革以后，村民独立经营，村党支部和村长除村政管理和民事协调外，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较少干预。由于村里除石场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企业，村干部经济支配权也不大。征地以后，一是土地征收款40%以上由管理区留下发展集体企业，二是征收土地时留下10%土地由管理区开发，管理区因此拥有一大笔资金和不动产，支书和村长（主要是支书）有管理权和使用权。在经济主导时代，经济支配权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权力，行政权力由于和经济的联合而再度强化。
按开发区管委会的要求，发给群众的征地款不能超过60%,由于南村原支部书记未做好群众工作，又用这笔钱来为自已谋私，激起群众抗议，后来不得已把征地款全部发给群众。不过开发仍然使南村经济有了较大增长。从92年到94年底建成厂房3万3千平方米出租，东海明珠和圣地亚哥2个酒楼和3个制衣厂，加上原来的2个石场，总产值1800万，纯利润500多万，这些钱如何分配和使用，主要由支书决定。这样，有限的资金没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合理的预算和有效的民主监督，很难使南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2、干部的腐败
反腐倡廉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不能完全否认管理区干部在振兴集体经济方面的努力，不过在当前，居民对干部一般是不满意的。首先是腐败，大笔款项的使用其实是支书一人说了算，很容易瞒天过海，化公为私。南村原来的支部书记花了二百多万建楼炒，村民反映强烈，管委会派人一查，原来贪污了征地款100多万。这样的事件虽只一例，但现任领导经济上的不廉洁，村民几乎是众口一辞，贪污的名目和方式非常之多。比如94年南沙开发区开始股份制试点，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把集体资产折资入股，年终时按集体企业总利润的49%折股分给农民，这是为了合理地分配集体经济收入；另一种是集资办企业，如两间厂集资300万，每年15厘利息。南村采取后一种方式。群众反映这种方式问题较多。其一，利息并非集资款所赚，厂房才刚刚开始建，并不能立即赢利分红，所以，用来分红的钱其实是村里的征地款；其二，集资并不是全村集资，而是有钱人集资，比如支书一户就投资10万元，这些钱是否到帐，也无法证实；其三，这些钱集起来以后如何使用也是由管理区决定，其中少不了得吃回扣等等。这种股份制尝试，实际上为少数人侵占大多数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开发区成立后，建筑业首先发展。包工头多为外地人，主要来自福建、开平、湛江等地，其中有些人在南村已经营了好几年。为了在南村站住脚，非常注意和本地人搞好关系，除了在社会公益事业上表示热心外，特别和村干部打成一片。不少居民认为建了房子没人租，没人买，等于把钱搁在那儿，为何还要一建再建？答案只有一个：建房子对干部有好处，他们可以吃回扣。比如一个厂房工价是400-500元/平方米，包工头可以把价打到500-600元/平方米，把超出部分的送给支书，支书就在合同上签字，整个过程没有公证人，也没有居民敢去查问。包工头中没有本地人固然与南村没有建筑业传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容易披露内幕，所以即使是本村的工程队也接不到工程。据估计，南村的支书一年有200-300万元收入，甚至多达400万以上。有村民说现在的支书只差飞机大炮没有了，大厦都几幢了。
南村在公路边搞房产开发，建好后有一批临街铺位要出租，管理区还给3万元作为每个铺位的启动资金，这个条件非常优越，村民都想争取，管理区既不开会讨论，也不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主办此事的支委把它们租给了自已的亲戚，村民提出意见，他根本不当一回事，“我想给谁就给谁。”类似这样的事不少，如征地后大家都没有工作做，而集体企业中某些空位，被主办者首先安排给干部亲友。
土地征收，农村转为城市，是南村的一件大喜事，但因为集体资金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干部普遍的腐败，征地以后村民和干部之间的关系反而日见紧张，权力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行政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性淡化，转而成为一种资本。支书实际上是村里最大的老板，他最有权，也就最有钱。
五、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化
公社化以后，由于一切生产生活资源均由集体支配，加上日益激烈的反封建迷信运动，南村的民间礼俗活动几乎完全绝迹。改革以后，农村生活趋于正常，社会生活的整合原则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而且在征地后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一些民间礼俗活动得以部分恢复。其在文化性质上与都市化相反，但在推进权力分化，建构市民社会方面又与都市化一致。
1、祭祀活动的公开化
南村村民均是数百年前从中原等地迁徙而来，风俗习惯、岁时佳节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明、端午、7月14、中秋、冬至、除夕等都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其中清明最为重要。49年以前妇女地位低，没有资格去拜山，现在则女儿、媳妇也去，一般是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时多达50-60人，按男丁人数出钱购买甘蔗、肉包子、饮料、烧猪、饼等祭品。由年长者带领，先在祖坟前放上一张报纸，烧香点蜡烛和鞭炮，然后按年龄大小、先男后女的顺序磕头。磕头时每个人可以许愿；祭后祭品当场由众人分食，烧猪则带回去再分。关系好的同姓者，都集中到辈份最高的人家中吃饭。除清明外，其余节日都由主妇代表在家中拜一下就算了事。
天后宫是南村唯一的群众性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南沙镇唯一的天后宫。改革后，南沙籍的香港人梁彩在东莞、番禺等地建了好几个庙宇，也到南村来呼吁砌建天后宫。他和南村的朱婶一起到各队捐款，多的给50元，少的10元、20元，愿意出多少就多少；梁彩收了钱，修房子、塑神像。当时南村的支书不让建，派出所也反对。梁彩说修天后宫，不为别的，至少也让老人在树下歇歇，地方领导就让步了。修好后，梁彩即委托朱婶负责日常管理，主要是整理供品、收拾卫生、夜晚锁门等等。村里出钱买了一个铁皮箱，放在天后宫内，每月初一、十五来烧香磕拜的人会捐些钱到箱中，每年约1000元左右，钱柜钥匙由一个生产队长保管，他和朱婶一道开箱取钱；钱取出后放在队长那里，朱婶不时来取钱买香油。发票由一个支委签名后到队长那里报销，管理方法比较严格。天后宫是一个小庙，香火不算很旺，村里不给钱，本村有钱人也没有自动捐钱的。据朱婶讲，来拜的人不多，本村的妇女居多，倒是一些外地从事运输业的人，车子经常坏，就到宫里来祈求保护，早晚拜了几次，车子居然也就不坏了。本村玩具厂的香港人，也不时带了烧猪来拜。总的看，祭礼活动在南村社会生活中没有突出意义，更多是一种形式。
改革后的农村，传统宗教、迷信活动等一般都是呈回潮之态，所以在这方面不明显，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南村本是移民地区，生活资源比较缺乏，农民迁到这里后就告别了原来的礼俗背景，忙于日常生计，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礼俗传统；二是宗族势力单薄，南村6个姓，黎、朱是大姓，各有几十户，但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俗称“水流柴”,“大杂烩”,没有人利用祠堂、祖宗等来规约同姓村民；同姓中的年长辈高者也并不拥有社会权威，决定村民情感态度的主要是利益和现实关系。
2、村俗活动的新型态
经营方式的个体化加强了社会活动的个体化，自发的群体性民间活动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行政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并未形成，一些节日的集体性活动，主要是由村里以经济为杠杆组织操纵的，其中比较大的是两类。
一是端午节的龙舟赛。龙舟赛在南沙较有传统，改革前的龙舟赛通常用一种一丈八尺的“泥艇仔”,每艇座4、5人，在河涌里比快。这种竟赛由大队组织，每个生产队一艘，比出名次后由大队出钱发奖金。不比赛时，小艇被用来运泥运肥料。分田到户后，这种龙舟赛作为集体活动自动取消，生产队的小艇也没有护养，干脆就卖给各户做交通工具；直到85年，广州市举行国际龙舟赛，番禺县要派队参加，趁机就在县内搞一次龙舟比赛，各镇参加，由此层层过渡，带动龙舟赛的复兴。
通常由县、镇有关部门（如体委）发出通知，村里着手组织，每队选几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性。赛前1个月开始训练，每艇50人，比赛在附近河涌里进行，全程20xx-3000米。村里除竞赛费用外，还给参加者一定报酬，开始是每人每天10工分，后来是30元。龙舟平时没有什么用，就用泥埋在海滩里，否则容易腐烂；要用时再挖出来，上油晒干。由于龙舟在南村没有特殊的仪式意义，基本上是一种文体活动，其组织完全由行政部门掌握，下通知、选人员、定时定点比赛，现在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活动。
二是春节娱乐。民间自发的是初一到初五的舞狮。南村有几个人精于此道，春节前就自发地凑到一起，稍作演练就可以走村串户。舞狮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春节期间大家高兴，各家各户都会给一些，作为对民间娱乐的支持，村里也补助一些，生产队给一个红包（100元左右），这样舞狮者每天有15元的收入。
春节期间主要娱乐是村里组织的各种比赛，一般有足球、乒乓球、象棋、拔河等项目，有兴趣有特长的人自动报名，在本村的场地或学校的操场上训练。春节期间以生产队或村为单位进行比赛，基本费用由村里出，优胜者有奖金，多时达1000元。
另外，五四、六一、国庆、元旦等南沙镇里会组织一些文艺晚会，唱歌跳舞等。参加者多是镇府机关工作人员及工厂青年，实际上是官方组织的现代娱乐，与传统的民间礼俗没有关系，与村里也没有太大关系。征地后，除少数复耕地和房前房后的小菜地以外，南村居民基本上告别了土地。因共同经营土地而产生的各种民间联系趋于消解，不少青壮年到外地打工，原来因群居而来的约束也自动消失，残留的一些仪式也日益经济化，都市化在逐步淘汰原来的民间礼俗。
比如春节等节日村里照例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但都是管理区出钱张罗，居民即使有愿望也不会自行组织。94年南沙管理委员会举办首届运动会，项目有龙舟赛、球类、拔河等。首先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运动员的训练费用由管理区出，各个项目都有企业赞助，获奖者由管委会发奖金。在运动会中获得龙舟赛冠军的南村干部说，龙舟赛费人费时费钱，请1个人每天要花50、60元，以后除非上级要求搞，不然管委会不会再组织。
民间礼俗本是一个社区共同体的庆典性、公共性活动，现在南沙的社区共同体差不多已经解体，居民之间正在摆脱过去的血缘、邻里、生产协作关系的束缚，逐步转向社会化的都市居民。民间礼俗活动失去了社会基础，只能是一级行政组织的工作，于是即使是自愿的参加者也要求一定报酬，“我是在为你工作嘛”.按照目前情况看，今后除一些官方组织的文体活动外，基本上不会再有什么民间礼俗活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设想。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目的一般是次要的，在南村度过了都市化的不适应而进入一个稳定富庶的日常生活之后，会建构一套民间文化系统，除文体竞争赛外，划龙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有体育活动的竞技性、文娱活动的娱乐性，而万人争相围观的热闹场面又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加上南水网纵横，完全可以成为岭南龙舟中心之一。
六、南村目前的社会关系
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都市化决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腾飞，它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数千年形成的乡村礼治秩序和49年后逐步强化的行政权力系统都面临着或退出舞台或自我转换的选择，南村的都市化必然要把社会结构的改变提上日程。但由于传统秩序的顽强性和政治体制的连续性，由于中国都市化起始于解决生存温饱这些现代化早期的问题，从而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现代改革并未具体落实，以至于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村民日常生活的放任自流，社会生活远没有达到恒常有序，各种错位和紊乱比比皆是。
一些民间礼俗活动的恢复只是意味着出现了政治组织之外的民间文化活动，而不标志着一个民间社会的完全确立。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民俗礼仪在南沙社会生活中都是边缘性活动，村民们并不普遍认为有参与的必要。比如黎姓是南村的大姓，原有个黎氏宗祠，大约在1958年拆掉了，至今也未有人提议重修。黎氏族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身份已无需祖先来护佑了。另一例子是，黎姓村民过去是从东莞移居南村的，本族有一个在香港发了财，回到东莞修祠堂，他在族谱上看到南村也有黎氏后裔，就邀他们去拜山。村干部和部分群众去了一次，回来后群众们说去一次很累，此后就再也不去了，只有村干部每年还去，推测其本意也不过是为了和经济更为发达的东莞搞好关系罢了。
与此同时，作为一切民间关系基础的亲属关系实际趋向形式化，儿子结婚后就和父母分开，此后来往不多。一般是有什么喜事或父母有病时回来看看，兄弟姐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合作经营，一旦有什么利益冲突，照样视若路人。4队有一对弟兄合伙买了一条船跑运输，不到一年就散伙了。既没有强有力的血缘亲属关系，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改革后的南村并未能建构民间社会，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民间权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村干部或他们委托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调解民事纠纷。年长者、辈高者、有钱者均不具有充分的权威性。比如一个人不是党员或干部，又想插手管事，如果没有支部的委托，去也是多余的，还会惹得一身麻烦；就是见到打架，也只能劝阻，报告一下，而不能直接干涉、评说。
可见，在30多年的政权一体化之后，传统农村的礼俗结构、土绅阶层、长老权威等已被彻底摧毁。改革后政治控制相对放松，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旧的权威重返舞台，因此村民自我组织能力很差，全部活动还是以家庭、个体为单位，一涉及到集体性活动，只能靠行政权力系统及其派生机制来组织。
征地后村民对干部的意见一般比较大，收入悬殊太大，村干部收入超百万，有的居民穷到医院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些干部还能一任再任，稳坐交椅呢？从干部这一方面看，他们的任免并不取决于居民的信任度。各支部两年一度的换届选举，先是党员选支委，支委再选支书。支书为了自已连任，也做些拉选票之类的工作，如党员优先安排工作，可以出外旅游，支书、村长去新、马、泰，管理区其他干部去港澳，生产队长去肇庆、佛山，等级分明。发展党员时又任人唯亲，任人唯从。比如有一个支委就有5、6个亲属是党员，每次选举时都能保持1/3以上的选票。而上级部门即开发区管委会也要依靠管
理区干部支持工作，即使知道他们不够廉洁，只要不太突出、太暴露，通常也不会主动处理。南村的3个主要领导（支书、村长、治安委员）的任期都在25年以上，其他居民即使有能力也没有位置，上不来。
从村民这一方面看，不但缺乏可以分庭抗礼的民间权威和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甚至民意表达的渠道也不畅通。成立开发区以前，南村有个村民代表大会，每个生产队5人，由村民选举产生，原则上村里的一般大事都要经村民代表大会认可。虽然这只是个形式，但至少有个说话的机会，征地后，村民代表大会无形中取消了，其并不是因为上级明文取消，而是因村民流动性太大，召集会议很困难，村干部本来也没有认为它会有多大作用，无形中不了了之。一年开一、二次的.党员会，人也到不齐，来了也只是听听传达而已，一个老党员就向我们抱怨说党员其实没什么发言权，提了意见也没用。现在管理区有事，一是通过广播，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家长会，多是政策性通告，如计划生育、戒毒等，没有让群众表达意见的机会。征地款如何使用，村民们很关心，管理区也在办公楼的墙上贴了几张表，但会计做的表非常笼统抽象，只有大的收支。比如建楼花了100万，这100万怎么花的，表上反映不出来，也许只用了70万，居民看了等于白看，后来干脆就不看了。疑虑越积越多，不时就会以抗议行为表现出来。
七、民间纠纷的主要类型
1、争占宅基地的纠纷
农村社会的土地本不值钱，一旦向城市迈进，便是一寸土地一寸金。征收土地时按人口规定的宅基地不可能再增加，因此砌楼时各户都想多占一些，被占的一方就会有意见。比如94年，南村一户人家有一块路边的土地，16平米，弟弟在此盖了一间房子做生意，征地前这块地属于姐姐的，现在看到弟弟这样做，当然很有意见，争吵起来，父亲护着儿子，越闹越大，以至于弟弟打伤了姐姐的头，女婿打坏了岳父的手。负责治安的黎主任调解了几次，姐姐总觉得自已吃亏，要求赔偿4000元，还把自己过去对家里的贡献公布出来。一年多了，姐姐还不认爸爸，关系似乎很僵。但黎主任很乐观，说这种事情的解决总得经一、两年，即当哪一方有什么喜事时，会有亲戚帮助缓和。黎主任做治安工作20多年，对本村人情事故甚为了解，处理纠纷有一套办法。94年有一起舅舅和外甥的纠纷，他们本来关系不错，经常一道喝酒。两家住房一前一后，中间隔一条路，外甥要砌围墙，挡住了舅舅的窗户，舅舅不答应，要他让开几十公分，外甥认为土地是他的，有权这么砌。为此，南沙城建、建委、管理区支书等调解了几个月不见效，他们来找黎岳均，黎不谈纠纷，只请他们喝茶聊天，和他们谈过去的事，谈他们过去的亲密无间，慢慢地再转入现在，结果外甥让出70公分，舅舅的窗子可以打开，矛盾也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按南沙建委的要求，房屋间隔要有一米，所以这起纠纷还未真正解决，黎主任说，砌房子违章不是我管，这是派出所、建委的事。这一点，正反映了黎的精明。邻里乡亲，总有些小摩擦和磕磕碰碰，有些小事很难确定谁是谁非，按原则照规矩是不能化解民事纠纷的，即使主要原因找到了，直接冲突缓解了，也并不就一劳永逸。他有句口头禅叫矛盾总是有的，所以他并不急于求成，并不希望有个完满的结局，而是考虑到现实具体情况，该管的就管，可管可不管的，只要不出大问题就不管，将之留给其它部门或当事人的亲友去解决。
2、土客矛盾
南村目前外地工人有几百个，主要是四川和湖南的。他们来到南村有时和当地人易产生纠纷。比如他们不讲卫生，租南村的房屋住，剩饭剩菜到处乱倒，随处大小便；本地人有意见，反映到黎主任处，由黎批评教育，这类事比较简单，但也有些复杂的。外地人到南村一般在南村呆过一段时间，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向老板介绍，这种人被称为“工头”,一般从工人中抽取工资的10%作为介绍费；工头手下通常有10来个人。不过工人一旦有什么事，工头并不管，如果是工作纪律等，厂里自已解决。但涉及到劳资矛盾、斗殴等，又是黎主任出面。94年制衣厂工人罢工，起因是工人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工厂的副厂长也是外地人，把老板故意不发工资，将37万元存在银行等消息通报给工人，工人集体罢工抗议。老板是南村人，在广州念过大学，他来找黎主任希望把这事压下来，黎岳均了解情况后和番禺劳动局一道，要求老板立即发工资。有时出了工伤事故，老板不愿赔偿，也由黎出面处理。
我们多次和黎主任交谈。感到他比较有社会经验，反对打人；他和这些工人关系确实不错，自已在山上的果园就是请这些工人代耕的。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管理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村民生活的命脉，村民一般会服从治安主任的调解。事实上，黎主任调解有二条原则：一是体察人情，二是经济手段，许多调解是以赔多少钱结束的。南村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比较好抓，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区有经济制裁手段。
土客矛盾还有另一种形式。南村的教育在整个南沙是比较好的，不过，大规模的一发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是南沙本地无法提供的，这样随着都市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从广东各地乃至全国来到南沙，南村也有不少。他们在各级管理机构、工厂、企业任职，以自己的知识为南沙做了不少工作，但一般而言，他们并没有为南沙社会全面接受，外地人才总感到和本地人有距离，有时还会受到压制。南村有两个青年干部即是外省来的大学生，平时接触比较多，晚上也一道玩，基本上不和本地人在一起。土客矛盾在开发之初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南沙要建成国际水平的海滨新城，不解决这个矛盾，不充分调动外来人才（包括工人）的主动性，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对此，我们将专门搞一次调查研究。
八、结论
我们的调查包括49年以前的南村社会情况（详见附录），而以都市化过程为主。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的调查结论是：
1、农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控制系统是与经济方式相适应的。经济活动方式越简单，经济活动范围越小，组织控制越严密；反之，经济活动方式越复杂、经济活动范围越广，社会控制出现的疏漏越多。
从南村的历史看，49年以前农民多是租田耕种，简单小商品交换只限于生活用品。此时乡-保-甲的权力系统的职能只是一般的收钱派丁，村里的社会组织生活基本由以族长为代表的宗法组织系统控制，农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很少人游离其外。公社化以后，公社大队生产队权力系统垄断了一切生活、生产资源，农民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余地，没有人可以摆脱行政机构的领导，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控制最为严密有效的时期，当然也扼杀了农村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后，农民中出现新角色，个体经营者、出外打工者、外地民工陆续出现；特别是都市化使农民有了新的谋生方式，手工业、小工厂、小企业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导致农村发展的多元化，也使原有行政权力机构难以用现有的方式有效地管理。作为社会进步的表现，行政权力机构除社会管理及有关政策的实施外，较少干预农民日常生活，农民争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作为农村组织不完备的表现，现在的行政权力机构实际上也无法严密周到地实施管理，不少问题只能靠临时性规定，靠主其事者个人的能力，靠农民个体的自觉等等。显然，随着经济活动方式的更大拓展和农民自由选择权进一步扩大，在如何调整改革现有的行政权力系统以有效地实施管理而又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还得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2、改革后及都市化的过程中民间宗法礼俗的回潮并未根本改变农村社会组织关系，它的流变及被大部分地废弃，使其根本无助于民间权威的重新树立，更谈不上对现行行政权力的制衡。当代农村社会组织的主体仍然是经济利益调节下的行政权力系统。
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不只是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由于社会控制的松动，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在农民生活中急速消退，传统的宗法关系和礼俗活动得以回潮，并和经济利益一起成为组织农村社会生活的准则；由于家庭再度成为生产单位，家长的权威性和家庭之间互相联系的重要性悄然增长，农村的社会结构亦与传统类似；由于自主经营后农民闲暇时间较多，文化需求增大，生活风格多元化，也迫切需要一些民俗文化活动予以满足。
但是，尽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宗法礼俗的回潮和重现仍然只是农村生活主流之外的支流，它既未能突破行政权力系统对农村生活的控制，也未能根本改变原有的农村组织结构。首先，行政权力虽然弱化，甚至部分放弃对村民日常生活和个体经济活动的控制，但它仍然是目前农村唯一合法的权力机制并是集体经济的唯一控制者，在利益分配、民事调解方面仍然保持着最后判决权。经过30年的政治洗礼，农村原有的宗法关系，礼俗活动已被根本摧毁，不可能回到从前。第二，改革的社会心理动力是私利和物欲的一定满足，在整个中国现代化、世俗化背景下，利益动机、经济标准已无可置疑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准绳；以亲情为基础，以传统为导向的宗法礼俗无法与经济力量抗衡，只能作为它的配合和辅助。在高度一体化的行政权力控制松动之后，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超越宗法关系的私人利益交换及时地取替了亲情关照，从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权力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丧失了独特有效性。第三，现代文化观念向农村的大举渗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认同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挟带着巨大经济利益的都市文化在农村找到越来越多的接受者。现在农村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对传统民间礼俗文化有点了解，要想在当代农村重建宗法民俗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虽然当代农村确实出现了传统宗法关系和民俗活动，但从南村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类活动基本上是由行政权力机构组织，或配合政治宣传，或为经济铺路，或作为农村文体活动，无论哪种类型，整个过程都是由经济作为动力和杠杆的，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民俗活动。所谓民间社会、民间权威等也未见出现。
3、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已重新梳理和编织当代农村社会网络，民间社会和礼俗关系趋于消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日益简单，农村的真实面貌与一般设想的大相径庭。
农村权力系统的运作，已明显经济化。大到政策落实组织活动，小到民事调解，都是通过金钱手段来完成的；农村的一些民俗活动，也不再具有唤起认同意识、凝聚群体情感的功能，从组织者到参与者，都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农村的居民关系包括邻里、亲友、家庭关系，都或多或少地与金钱有关。另外，由于村民个体经济能力的增强，在亲属范围内寻找或互助的愿望大大减弱，原先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人伦亲情已逐渐退居幕后。利益不但可以解释现行农村活动，更成为社会组织的真正内核。
一切以金钱为原则，不但使农村之间的地域性差异消失，也使农村与都市在许多方面接近。在现在的农村，我们已不大可能发现特别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关系。至于奇风异俗等等，看来也只是艺术家们的臆造。至少在南村，除少数残存并趋消失的农村事务管理机构外，我们没有感到它和广州等城市有什么原则性区别。
现代社会应当是结构丰富、个体自由的社会，这是由经济增长作先导的，但当代农村的经济发展却导致农村结构的简化和农民生活的平面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应当是30年政治权力一体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它首先摧毁了传统的民间社会，然后在改革后又因权力的运作为经济腐化严重侵蚀，导致农村生活的管理也成为纯粹的经济行为，所以农村社会就变得简而又简了。展望未来，只有在农村经济呈现有机发展并走向正常轨道，个体企业、私营经济等逐渐形成利益集团和共同体后，才能再向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进步，再创丰富多彩的中国农村社会。
4、现代化、都市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过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国农村的都市化并非社会经济有机增长后的自然要求。目前农村的
行政权力系统既不可少又有很大弊病和负作用，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
南村都市化的起点是92年6月广东省政府的一纸公文，荒僻贫穷的农村一夜之间就朝繁荣富庶的都市迈进。前景辉煌，但道路曲折。都市化不只是行政区划的改变，不只是一幢幢现代建筑，它更多是经济方式和社会组织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农村的经济活动方式主要是个体和集体企业，多数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转手贸易等等。现代化的生产规模和金融体系还未普遍出现，还处在一般城镇水平，而负有领导这一进程的权力机构，又是形成于公社化时期的行政组织系统。保证转型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完成初步的资本积累等等，都不能不依靠此一权力系统。不过，现行组织系统之所以承担这些使命，只是因为它是目前农村唯一的、没有受挑战的权力控制者，而不是因为其已获得现代洗礼，合理地拥有发展现代经济、组织现代农村生活的能力和权力。事实上，政治一体化时代结束之后，据此而形成的权力系统并不符合推进社会转换的需要。不少官员借发展经济之名的腐败，实际上其已使现行权力系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动摇。然而，由于农村的现代转换本来就缺少充分的社会、经济准备，目前也还没有可以全面取代现行权力系统的组织和集团。唯一的希望是，在付出若干代价后，农村能够补上现代化的准备这一课，增强自组织、自管理能力，在渐进的更换中，重建农村权力控制系统。
5、霍英东基金会开发的南沙东部海滨新城是南沙开发区的希望所在，它将提供农村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技术培训、心理准备和社会适应的机会。
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是霍英东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注入巨额资金全面开发。按基金会构想，要在20年时间内把南沙东部建设成现代国际化的海滨新城。类似于南村这种并不在海滨新城内的地方也将从此找到都市化的捷径。第一，基金会提供了南沙从无到有建设都市的基本资金，避免大部分农村存在的有心发展、无钱投入的问题，南村都市化将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第二，基金会正陆续建成的诸多企业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改变了土地征收后居民多数待业的现状。据此，居民亦可学习适应都市生活方式，积累部分资本作为以后发展中小个体企业的基础。第三，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可以不受现行社会组织和权力系统的掣肘。按照都市的一般规范和普通标准组织社会生活，缩短由农村走向都市的进程，避免各种失序和混乱。所以，南沙新城的建设对中国广大农村的都市化发展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
九、后记
本专题的调查是在霍英东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博传先生、中大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何博传先生认为，南沙的开发与建设，在世界及中国其它地区的都市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独特的意义。因为南沙的开发是在巨大的资金及严密的规划之下从荒僻农村直接转向现代都市的，这样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及时、系统地记录、观察都市化现象的极好机会和对象。何博传先生不仅为我们确定了调查区域，还对我们的调查提纲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见。
我们还要感谢为我们提供过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口述资料的南沙侨办主任余志华、板头管理区治保主任黎岳均、板头村第一任农协主席黎通及协助我们在东瓜宇管理区开展调查的鲁辉小姐。
此次调查的结果有力地修正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一系列印象（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农村）和臆想，我们在震惊之余不免怀有遗憾，那就是丰富多样、具有浓厚传统人文色彩的农村生活已无从发现与体验，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单一化的生活方式已降临农村。
我们坚信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广大农村的社会进步，这也是促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注入极大热情与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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