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社会调查报告范文锦集6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通常情况下，报告的内容含量大、篇幅较长。你所见过的报告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调查报告6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社会调查报告 篇1
义务献血，在无私地帮助了他人，给与他人第二次生命的同时，还使自己和家人从中得到了益处。为了该市的义务献血情况，寒假期间，我对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报告。
据了解，作为人口只有四十多万的小型城市，信阳的血液采集情况有很多可喜之处，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据了解，该市年平均义务献血大约有一万人次，按平均每人每次献血200cc计算，年采血量可达2万cc。而且根据统计，这一数字呈每年递增的趋势，但是这还不能够满足临床上及紧急用血的需要。
调查对象：大街上的行人，商场中的员工，小区的居民等。
调查结果：
一、对义务献血了解多少。
回答“比较了解”的占大多数，“非常了解”的也有一部分人，而“完全不了解”的几乎没有。
二、是否参加过义务献血。
其中参加过的占8%。
三、是否有参加义务献血的打算。
回答是的约占60%。
四、参加义务献血的动机是什么。
其中回答帮助别人、奉献社会的人数最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有条件献一点血，以后万一自己或家人需用血时可以得到方便；另外，还有人以前曾经接受过别人捐献的血，现在以此作为对社会的回报等等。可见，义务献血已经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义务献血作为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在我国各地正蓬勃的发展起来，但目前他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例如：一、应进一步加强对义务献血的宣传，内容可以包括：各地献血的整体状况及变化；哪些人群适合献血；适量献血的益处及应注意的问题；献血后的身体保养等。二、在某些公共场合（如广场等）适当增加采血车的数量，从而使更多打算献血的市民能够就近献血。三、保证献血者安全献血，不在献血中出现异常状况，献血后不会因采血器具的不卫生而感染患病。
通过此次社会调查，我深刻地体会到，义务献血事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更是我国居民思想认识和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的体现。任何人都应关心和支持义务献血，而作为一名即将成为医疗工作者的学生，我更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愿义务献血事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社会调查报告 篇2
一、过去的状况
过去的马路，说白了就是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一不小心脚就崴到了。晴天还好，但车子一过就尘土飞扬，连连让人咳嗽。雨天就更让人烦恼，雨水一浇，路上泥泞一片，一辆车子过来，泥水就溅了行人一身。有的水积在坑里，大冷天的，便结了冰。人走在上面，一不注意就滑倒了，摔伤不说，咱这面子往哪搁啊……妈妈小时候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别的不说，以前这路啊，非常的窄，一人过还行，要是几人一起过，恐怕就得侧侧身了，人挨人，人挤人，程咬金来了恐怕就得爬着走了。交通不便，导致各地的货物、资源流通不快捷。那时候，人们过黄河都是摆渡，人们过江都是坐旱船的。妈妈上师范可就难了……
二、现在的状况
沥青铺成的大道平坦极了，而且十分宽敞。两边的绿化带更给灰灰的公路添加了一些生机。两边的汽车整整齐齐的，没有人越过分道行驶线，司机们都十分守规矩。一道到汽车，成了一道风景线。宽宽的马路，四辆大卡车过也不挤。一个个“不下岗的警察”——红绿灯、斑马线、摄像头，特别是指示牌，禁停、勿转等等，指挥着人们的交通安全。路面非常的平坦，不像以前那样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人们走在上面，从心底感到舒适。在一九七四年，洛阳市又修筑了黄河大桥使吉利区和孟津县相通。两地的人民都非常的喜悦，那年，“建桥”成了潮流的名字。
三、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变化巨大。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人民富起来了，经济好了。在还没有修路时，人民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对，修路!只有路变了，这个城市的经济看起来就很好。于是，家乡轰轰烈烈的开始修路。修完后，人民都皆大欢喜，心底都高兴自己能走上平坦的大路了，是的，中国的经济、科技事业也走向了平坦的大路，步步高升。
四、我的想法和建议
现在的人们虽然普遍都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仍有一些素质低的人冒犯这规则。比如：有的三轮车，觉得只有汽车闯红灯才会被罚款，所以在马路上无所顾忌，横冲直撞，让别人吓一跳。也有一些汽车，把车牌号挡住，闯红灯，妄想逃过罚款他们不知道，这不是几百元的事，在他们的一言一行里，系着千万条生命，一不留神就会出车祸。主要司机们还是存着侥幸心理，想着不会出车祸什么的。可是，我们不要让这样的安全隐患出现，岂不更好?一些非机动车跑上了机动车道，身边的大车呼呼开过，难道这些人的心里不慌吗?汽车跑上了非机动车道，自行车车主们吓得赶紧让道。这样不都是安全隐患吗?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交通工具普遍的变成了汽车，汽车的车尾气是人类的公敌之一，危害人类的健康，所以，我建议大家多骑自行车，既锻炼身体，有健康了他人，何乐而不为呢?
千言万语总结成一句话，家乡的变化真不少，最卓越的就是公路，我们应该感谢老前辈们，是他们，给了我们优越的学习条件。我们要好好学习，为效劳祖国，也为报答先辈!
社会调查报告 篇3
时间：
地点：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
名称：皖北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启动仪式”
在校大学生“三下乡”小岗村义演
内容：
20xx年暑假前繁重的考试将至，接校团委通知：20xx年暑假将由安徽科技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和大学生艺术团共同参加“三下乡”义演。多数的同学在接踵而至的期末考试面前退缩了，怯弱了。作为安科的一份子，一名21世纪的在校大学生，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将现今大学生的真实情况展现给党和人民，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和考验。我和我的搭档王宁商议了一下，我们最后一致决定解下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接下任务初期为了给自己奋斗一学期一个努力，不辜负老师和父母殷切期望，我和我的搭档课余时间复习功课，晚上21：30后我们相约在一个教室里，不断的练习，不停的去揣测每一句台词里人物的内心和情感。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我们俩始终坚持这个信念。六月二十二那天所有的科目全部考完了，阴差阳错的第二天就是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回家与亲人团聚，与亲人一起共享端午节的快乐，为了在表演时不至于忘词，也为了能更好的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俩忍着心痛选择了留校。不知何故今年端午节那天的粽子特别香，满校园里都弥漫着幽幽的粽香，为了聊慰对家人的思念我们俩，一人买了一个粽子，不知何故我们俩都觉得那天的的粽子苦中带甜。
每天从早晨到晚上我们俩一直泡在一起，疯狂的时候一上午我们俩每人要喝两瓶水才能使原本干了的嘴唇和冒了烟的喉咙舒服些。自习的教室里，校社联办公室，师琴湖畔边，天桥的下的板凳上，校园的路上，梅园幽静的小路上，老图书馆前的草地上，总能见到我们两个人对词的的场面。
25号下午坐着舒适的校车我们抵达了美丽的小岗村。晚上在安徽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蒋德勤老师的宣布下20xx皖北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启动仪式”正式启动。晚上七点在校大学生“三下乡”小岗村义演也如期开始了表演，花鼓队那些美丽姑娘们，街舞队那些英俊的帅小伙，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和我搭档出色的表演了相声《我惯着他》，整个表演过程中我们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出色的完成了团委老师交给我们的任务，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晚上22：00我们才踏上回安科的归途！
意义：
1、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社会实践通过使学生了解国情，有助于他们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使学生接触人民群众，有助于他们加深对人民群众的了解，同人民群众建立感情，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通过使学生了解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增强勤奋学习、奋发成才的责任感；通过了解改革和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克服偏激急躁情绪，增强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
2、催进学生业务素质的提高：社会实践使学生通过实践的检验，看到了课堂教学和自身知识、能力结构的缺陷，主动调整知识和能力结构，培养学生不断追求新知识的科学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使学生把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帮助学生巩固和深化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锻炼实际动手的能力。
3、催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社会化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是每个人必须面对和经历的。大学生社会化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成才与发展，甚至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命运。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社会角色的转变，强化其角色类型的分辨能力，角色扮演心态的健全能力，角色的适应能力；社会实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如心理承受能力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应变创新能力等；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是他们消除心理误区，寻找到社会与自身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领悟与收获：
（1）有利于大学生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现代大学生，大多是在书本知识中成长起来的，对我国的国情、民情知之甚少，而社会的复杂程度，远不是读几本书，听几次讲座，看几条新闻就能了解的，社会实践活动则为他们打开一扇窗口。
（2）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对自身成长产生紧迫感。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能让学生看到自己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看到自身知识和能力上存在的不足，比较客观地去重新认识、评价自我，逐渐摆正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人民群众的位置。
（3）有利于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转化和拓展，增强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要接受方式，这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但这些理论知识并不代表大学生的实际技能，往往难以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社会实践使大学生接近社会和自然，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和许多有价值的新知识，同时使他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接触的实际现象进行对照、比较，把抽象的理论知识逐渐转化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有利于增强大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不断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动手、动脑、动嘴，直接和社会各阶层、各部门的人员打交道，培养和锻炼实际的工作能力，并且在工作中发现不足，及时改进和提高，使之更新知识结构，获取新的知识信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5）有利于发展大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意识。社会实践活动没有课堂教学太多的束缚和校园生活的限制，学生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兴趣高涨，思维也空前的活跃起来，往往会产生一些创造性火花，在实践中勇于开拓、敢于创新。
动物生物技术111班学习委员xxx
社会调查报告 篇4
炎炎夏日，酷暑难熬，各大中小学校早已放假。在众多的学生中，他们为了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纷纷去各地、各处游览观光，以充实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修养，拓宽自己的眼界。因此，笔者来到省旅局，对我省假日旅游做了详细的调查：
去年以来，新的休假制度形成的春节、“十一”、“五一”三个假日旅游“黄金周”，极大地刺激了人民群众的旅游热情，国内旅游空前火爆，自去年国庆至今年春节、“五一”，接连出现了公众旅游消费热的几个高潮。假日旅游有力推动了我省旅游业及铁道、交通、民航和餐饮、商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增加了财政收入，满足了公众的旅游需求，丰富了节假日生活，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繁荣地方经济，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欢迎和关注。假日旅游带动假日经济大发展，其主要表现在：
（一）假日旅游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五一”期间全省共接待中外游客32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0亿元人民币，日均近3亿元，比去年国庆增长12%。全省各地的热点旅游区再度火爆，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厦门共接待海外游客5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亿；去年刚刚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XX市接待游客达到10.5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5000多万元，均创历史最高记录。“五一”期间，适逢湄洲岛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七天时间上岛人数达12万人次。XX市有卖票的48个景点共接待26.8万人次，较去年比增200%，收入5350元人民币，比增215%。过去属温冷地区的连城冠豸山接待3万多人次。由于假日旅游的迅速升温，旅行社生意红火，各地宾馆饭店频频告急。
（二）假日旅游带动民航交通业的发展。“五一”期间，厦门机场进出港114343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6%；飞行航班837次，其中增加航班142次。武夷山机场起降航班达170架次。5月1日，进出福州长乐国际飞机乘飞机出游人数达4900人。从5月1日开始进出福建的各趟旅游专列整天持续高峰，日均到发客流量达4万余人，超过春运，全省增开了30多对旅游专列。福州、厦门、泉州始发的中短程旅游列车趟趟爆满，其中观光游客占80%以上。福州至武夷山的“武夷之列”专列在原有基础上又加挂四节车厢，仍超员30%。节假日期间，厦门火车站发送旅客71294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7.85%。公路客运也不逊色，如厦门特运总公司节日客运量达113065人次。据测算，交通费在旅游花费中所占比例最高可以达到70%以上，铁路、民航、公路以及水运已成为假日旅游最大的受益者。
（三）假日旅游带动零售业的发展。厦门、泉州等地大型商场销售平均增幅约42%以上，客流量比平日成倍增长，其中一半顾客是来闽旅游的外地人。1999年全国的社会零售总额比1998年增长6%，但接节假日的销售却增长了70%。这就表明，假日旅游带动旅游消费已趋明朗化，消费者正在逐渐形成假日消费的习惯。因此，假日商场的火爆可以说是假日旅游推动零售业追上国际潮流的表现。
（四）假日旅游带动餐饮的发展。“五一”到我省旅游的人数320万人次。这么多认得吃喝必然给饮食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假如按40元/人天的标准计算，这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无论是“五一”、“十一”，还是元旦春节，许多城市、许多景点，出现人流如潮、、疯狂热卖的火爆场面，不少洒楼、餐馆、快餐店要排队预约。而且，游人在饮食过程中，还可领略全省各地的饮食文化。
（五）假日旅游带动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假日旅游的启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逐渐向休闲娱乐转变。休闲娱乐不仅让游客参与各种游乐设施和娱乐活动，体验其中的知识与乐趣，而且以休闲娱乐为载体，将休闲文化、体育运动等形式与游乐主题融为一体，使“娱”变得丰富多彩，满足了游客休闲、娱乐、健身的愿望。调查显示，节假日50%的人考虑外出旅游，在外出旅游的人群中，64.8%参与人休闲娱乐。为了适应这一新的需求，各地兴起了许多休闲娱乐行业，如茶馆、陶吧、酒吧、迪吧、氧吧、健身房、射击、水上运动、网球、高尔夫和跳舞机等，到了节日这些地方都是处处爆满。另外，假日旅游还带动金融业、网络电信业、农牧业和建筑制造业的发展。
虽然假日旅游火爆，但是由于旅游业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因此，假日旅游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通知放假时间太迟；
（2）受到旅游交通的制约；
（3）热点旅游区住宿床位供不应求；
（4）个别宣传媒体误导消费者。
结束此次调查，笔者由衷的希望我省的旅游业能突飞猛进，成为全省不可缺少的经济支柱！成为全省第一经济支柱！旅游业的明天是辉煌的、灿烂的、生机勃勃的！
社会调查报告 篇5
摘要：对某省30个样本社区的调查发现，由于脱离了地区实际，一些地方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导致农民不满情绪，甚至助推“三无”农民的产生，影响了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对此，应从土地利益源头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确立农民自愿、资金充裕、产业支撑等基本建设前提;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并促进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
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和改善民生的角度看，农民集中居住确有其必要性，但在建设资金不足、试点政策不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社会保障机制等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具备全面展开的可行性。但不少地方政府出于土地利益的需要，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名义，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地生财”，盲目推动拆村造城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每六个村就有一个村在经历“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其中72.3%始于XX年及以后。从全国范围看，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已经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阶段，建设热点已经从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转向河南、安徽、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建设重点已经从城郊结合部、非农产业发达的农村，转向城市规划区以外的不发达农村区域;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县市基本实现了农村全域社区化。但一些地方拆并村庄后，农民扩大就业问题没解决，生产生活更不便利，不少地方村庄拆并不符合农民意愿。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需要高度重视。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调查样本的选取
事实上，具备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条件的一般是城市规划区、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已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的发达地区，且XX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因此，在实践中，地理上远离城市规划区、农民就业和收入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农村大规模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问题尤为突出，应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某省进行实地调研。某省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某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粮食主产区。
第二，某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力度较大，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数量较多，其所表现出的问题更全面和具体。具体到某省，我们将其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每个区域按以下标准选取6个样本社区：
一是社区至少部分建成且有人口入住。
二是社区地理位置上不在县城规划区内，无明确规划区的需远离当前县城5公里以上(含5公里)。
三是社区所在乡镇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
四是社区规划搬迁范围内的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按以上标准选取的30个样本的概况见表1所示。
二、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问题。资金已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关键制约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资金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资，简称公共投资，政府是其主要投资主体。二是社区住宅投资。由于社区住宅属于私人物品，因此，从法理上说，社区住宅投资主要应由农民负担。理论上看，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只需考虑公共投资的承受能力。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包括社区住宅在内的一切社区设施，事实上大多都由基层政府委托企业“统规统建”，且普遍采取bt模式进行建设。企业担当的是垫资者兼建设者的角色，在债务关系中，企业面向基层政府追索建设成本和合理利润，结果导致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债务风险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
1.基层政府直接面临公共投资债务风险。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公共投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大。据某省省级部门测算，一个5000人规模的农村社区，其公共投资规模在2500万元左右。30个样本社区中，有10%的社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在1800万元到XX万元之间，有80%的社区在XX万元到2500万元之间，有10%的社区在2600万元到3300万元之间。30个社区的实际投资状况与某省省级部门测算的数字基本吻合，反映了某省的普遍状况。二是公益性强。如某省的“五通六有两集中”建设标准中，只有幼儿园、连锁超市能够通过投资形成直接利润回报，所以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有社会资本参与，一般也以企业或个人捐赠、赞助的方式出现。30个社区中，非政府资金在公共投资中所占比例最高仅为27%，很多社区根本没有社会资本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公共投资的两大特点决定了各级政府必然是投资的主体。但由于某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化建设规模较大，导致各级政府层层下沉投资压力，普遍形成“乡镇自建，省市县财政奖补，各级支农资金整合支持”的投资格局。在30个社区里，公共投资中乡镇投资超过50%的达到25个，说明乡镇政府是主要投资主体，但与主要投资主体地位不对应的是乡镇微薄的财政收入。30个社区所在的30个乡镇，XX年财政收入最低的仅为350万元，最高的仅为1800万元，有87%的乡镇XX年财政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30个乡镇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方面的投资与财政收入比率最低的是0.27：1，最高的达到4：1，其余28个社区两者比率均超过了0.3：1。公共投资数额巨大而自身财政收入微薄是某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但30个乡镇的社区化建设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持续进行。其原因在于公共投资的bt模式容易使人忽视潜在的债务风险。这种“借来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埋下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导致并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借债，来掩盖债务责任和风险，并通过利息计入本金而不断放大负债规模。 2.社区住宅垫资风险日益凸显。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住宅投资方面的垫资风险，在对30个样本社区的实际调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截至XX年底，只有2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达到100%，5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超过30%，其余23个社区均在30%以下。也就是说，样本社区住宅普遍处于零星购买状态，而因此形成的沉淀投资规模和债务隐患，较公共投资数额更为巨大。调研表明，截至XX年底，30个社区在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最高达1.3亿元，最低为0.8亿元，平均为1.05亿元。使基层政府难以回收社区住宅投资成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住房供给与农民住房需求相差较大。从表2可以看出，30个社区主导的住房形式是多层楼房，但大多数农民喜好的住房形式是单门独院楼房。农民喜好单门独院楼房的原因在于，与农户旧宅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居住地点发生转移、公共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并没有改变农民的住房观念和习惯，且便于农业机械存放和家畜养殖。事实上，基层政府并非不了解农民的住宅偏好，但某省在XX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影响了基层政府的住宅供给决策。XX年，某省出台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标准》提出，“新型农村社区多层和高层住宅占总住宅的比例宜结合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给予适当考虑。”这虽然是为了实现节约用地的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推动了“原则上不建三层以下低层住宅”局面的形成，结果严重影响了农民购房和入住社区的积极性，给基层政府带来的投资浪费和债务隐患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相对于农民购买力水平来说社区住宅价格偏高。30个乡镇全部宣称，以“成本价”面向农民出售住宅。但普遍的事实是，多数乡镇出于缓和自身财政压力的需要，将公共投资成本和开发商的合理利润都摊入了住宅成本中，使其实质上成为商品房开发，导致住宅价格相对于农民购买力偏高的局面。在30个社区中，住宅均价最低的社区是900元/平方米，住宅均价最高的社区是1700元/平方米，30个社区的住宅整体均价是1250元/平方米。按四口之家购买120平方米的小三房、均价1250元/平方米测算，毛坯房的总价基本在15万元左右。而某省XX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7524，94元，农村家庭平均人口4.08人，社区房价是农村家庭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且需要说明的是，30个样本社区均属欠发达农村，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某省平均水平以下，所以社区房价与农户的购买力差距更大。同时，30个社区中能够贷款的社区仅为6个，且这6个社区的贷款额度每户均未超过3万元;其余24个社区都规定在特定时问内分次缴清，时限一般为1年。这导致不仅大多数农民无力购买社区住宅，而且也无法借助金融杠杆来提高购买力。在购买力和购买意愿均不足的状况下，社区住宅出售率低便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将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风险。
(二)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最大也是最终受益者应是农民，但不少地方却呈现“政府热、农民冷”的现象，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有媒体报道，个别地方甚至通过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手段，强制进行“株连式拆迁”和“突击式拆迁”。这种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农民意愿的强制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XX年国土资源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查处借增减挂钩试点强迫农民“上楼”等行为。XX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中央和相关部门的政策与行动一方面说明国家对于“农民被上楼”问题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问题已较为严重。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问题，结合对30个样本社区的调研，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旧宅补偿偏低引发农民不满。在30个样本社区中，仅有1个社区允许农民购买社区住房不需上缴旧有宅基地，该政策具体规定是“政府免费拆迁复垦旧宅;旧宅复耕后归原有农户永久使用”;其余29个社区均要求“买新缴旧”，即购买社区住房“需无条件上缴旧有宅基地并自行拆除旧房”，其中24个社区要求上缴给原有村集体，5个社区要求上缴给乡镇政府。在要求无偿上缴旧宅基地的29个社区中，有23个社区规定可以在购买社区新房时享受补贴，补贴额度在1万元到2.5万元之间，这实质是对农民退出旧宅基地与拆除旧房的有条件补偿，但其对农民旧宅补偿明显偏低且附加强制性条件，而另外6个社区甚至不予补偿。这实质上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因而导致农民对于人住社区普遍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
第二，不征求农民意见，进行强制性“整村推进”。调查涉及的30个乡镇中，有29个乡镇要求“整村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条件、收入、住房状况、思想观念、家庭发展规划等方面呈现多样化特征，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认知、接受程度及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不以征求全体农民意见为前提的整体推进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多数地方政府不仅不正视农户的意见和个体差异，反而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设置整村搬迁时间表，这自然会引发农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对30个样本社区的300户农户进行的随机问卷表明，100%的农户确认乡村干部在搬迁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其中72%的农户坦诚自已是“被动搬迁”，只有28%的农户是“自愿搬迁”。
(三)农民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一般都伴随着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在30个样本社区中，有28个社区实现了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当农民集中居住、土地集中流转之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等民生问题便更加凸显。调查表明，土地流转未能有效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第一，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没有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土地规模化流转的28个社区，其土地流转政策基本一致，土地流转的时间最低为XX年，最高为20年，一般为XX年;农民获取一般状况下农作物(某省普遍以小麦作为参照物)种植的固定收益，即约定的亩产小麦斤数乘以当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标准最低的社区按每年每亩600斤计算，标准最高的社区按每年每亩1000斤计算。以XX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格1.12元/斤计算，这28个社区的农民每亩土地年流转收益在672元～1120元之间。但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商品，粮食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再刨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意味着以此计算的土地流转收益并不合理。微薄而且相对固定的土地流转收益与不断攀升的物价水平相比，农民的实际净收益往往是不增反降，说明多数土地集中流转未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未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大多宣称通过农地规模化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使农民“既拿地租又拿工资”。但这其实是地方政府有意混淆农业产业化与农地流转的区别。农地规模化流转只是作为催化剂，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一个契机和可能，但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事实上，这28个社区中有27个社区是把土地大量承包给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而这些大户进行的农业生产虽可算作家庭农场，但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民就业，因为当前农业“从种到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即使存在少量的人工劳动，依靠承包户家庭成员或短期临时雇工也可完成。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的经营行为，只是生产规模的适当扩大，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所以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就业岗位。调研中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并吸收大量人员就业的只有1个社区，该社区将土地规模化流转给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依靠该企业形成了小麦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从而带动了大量社区居民就业。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即生存和发展问题。虽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形成产业支撑，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很多地区将带动就业的主要着力点都放在吸引二、三产业投资方面。由于县城普遍设立了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依靠优越的区位和优惠政策承接了很多工业投资，所以新型农村社区依靠第二产业形成产业支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吸引第三产业带动就业方面，由于人口规模小、消费能力弱，新型农村社区也并没有足够的优势。但30个样本社区几乎全部宣称“形成了产业支撑”。对此，我们把这些所谓的“产业支撑”归为二类：
一是紧邻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商贸物流业”为支撑，理由是乡镇街区商业相对发达。
二是完全不靠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现代农业”或“农业产业化”为支撑，理由是农地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流转。但深入调研发现，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农民搬入镇区附近的社区居住，并不代表已在镇区“商贸物流业”就业;农地规模化流转也不代表农业产业化已经实现，更何谈农民因此获得了就业岗位。30个样本社区中只有1个社区依靠现代面粉加工企业形成了农业产业化支撑，其他29个社区本质上都是基础设施发生变化的农村居住区，农民并没有实现市民化，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甚至很多农民丧失了从事传统农业的生存手段，导致一个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市民的边缘群体的出现。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解决稳定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这些农民甚至将遭遇生存危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欠发达农村强制推进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是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和生产力发展阶段，以牺牲农民利益降低建设成本，以高息借债或透支未来财政等方式来换得当前发展。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不仅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且导致“三无”农民的产生，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尚处于个别地区的试点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当对这些已出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及时纠正，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散和激化。
由于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脱离实际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所以纠正的关键在于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通过政策法规未解决。具体包括：
第一，优化和严格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避免使之成为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谋求土地利益的工具，从利益源头上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
第二，严格落实XX年中央1号文件“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的规定。各地应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规划，严格限制乃至暂时停止欠发达农村的新型社区化建设。
第三，以农民自愿、资金充裕和产业支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启动的前提。
第四，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
第五，应加强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新型农村社区选址最好紧邻镇区，使之与小城镇形成一种相生相长的关系。
社会调查报告 篇6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面对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具备相当不同的效果和表现，不能理解村民自治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也就难以理解村民自治这样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的实践后果。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当然，将民主化村级治理分为动员型和分配型两种类型，还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实践中两种村级治理类型交叉重合之处甚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 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
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热门】社会调查报告范文锦集6篇】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