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著作读后感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史学著作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八史”过后，中国史学彻底恢复元气，从修史活动中培养了不少具有实力的创新人物，刘知几可谓他们当中特立独行的一个。
刘知几和前面的历史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私人身份撰史学批评。论私人身份，司马迁算第一个，但他到底做着中书令；整本史学批评，在《文心雕龙》中偶尔一现，仅仅片言只语，淹没在一片文学批评的汪洋大海中。集两个方面于一身者，在中唐时期，非刘知几莫属。因为私人撰述，意味着压力倍增，必须自己独力承担寻找材料、雕版刊行，及写书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相应开销。幸而材料方面不用担心，刘氏在辞职专门写书之前，多次入阁担任史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机密的内部档案，也是拜担任史官的经历所赐，他深深体会到中唐时史馆内部十羊九牧的混乱局面。《史学史》倒没有具体分析造成混乱的深层原因，联系到当时武皇夺权，中经中宗反复废立，最后才折腾到玄宗继承大统，人事频繁变动，朝野上下都忙于搞政治斗争，大家没有时间去料理史馆的管理。结果太宗时代传下来的制度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护，史馆的人员规模越来越臃肿，恰像当今的行政机关。记得很久以前，我偷看母亲的《行政法》教材，末尾结语大概是说，我国的行政机关总会隔数十年人员翻倍，就陷入“精简—臃肿—再精简”的怪圈，两相对比，岂止巧合，不是很值得深思？
刘知几的性格比较耿直，却懂得官场道理。以他出身官宦世家的背景，自然晓得只要在朝一日，就必须按照上级指示行事，因此，他概叹“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转身回家搞学术去。难道他的行动象征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政治之间要保持距离吗？
但也不必讳言地说，刘知几的性格里蕴含着极大的理想主义者成分，且看他在著名的传世作品《史通》里提到如何成为合格的史学家标准可知。所谓“三才论”，既需要勤奋学习，又不失驾驭史料文献的天赋，才学兼备之余，还拥有过人的胆识和器局，超越时代的局限。按这个标准，其实刘氏自己也未能达标。《史通》的自叙篇章，也有庸俗地吹嘘自己家世和郡望的词眼，证明他也沾染了当时门阀旧风气。毕竟这些缺陷，是白璧微瑕，无改刘氏《史通》的独创性，及时总结编撰史书的成败得失，可以说第一本史学界的理论教科书。
很快“安史之乱”来了，从太宗时代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遭到极大破坏，剩下只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晚唐。史学不再着眼于纯理论，政治气候的转变，要求它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
于是，杜佑和他的《通典》稳稳地接过刘知几的班。当时唐朝已经无复太宗年代的富裕，杨炎变革赋税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国库收入困难问题，大环境所致，晚唐的史馆早就退居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毕竟朝廷再也出不起那么多的闲钱供养学术。由此可知，头顶着宰相光环的`杜佑，实际不过以半官方身份撰文，他的《史通》自主命题，一反常态把典章制度史独立成书，又首次以《食货志》位居全书之首，一改历代以帝王本纪等政治史居主要地位的惯例。回想贞观和开元，学术不论经济，而经济自强；玄宗以下六朝，强调经世致用，而财富缩水，真不觉令人唏嘘！所以，杜佑的《通典》与其说在巨细无遗阐述历朝历代制度变化的来龙去脉，毋宁在表达他对时代走向的深深思考，其中某些见解，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例如，他开篇《食货志》有个这么样的观点：国家经济最重要就三点，粮食、土地、劳动人手，只要这三个问题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国家和人民的收入将逐步提高。真真如暮鼓晨钟！一个生活在千年前的古人居然能看明白当今不少干部们常常头痛的三条“政绩拦路虎”，不难想见杜佑个人具有深厚的政治涵养，是支撑着他写出经典的史学著作的基础。诸如此类的言论，在《史通》俯首可拾。再比如，他在《通典·历代盛衰户口》明确表达：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政治健康发展依赖国家收入稳定；支持人民文明进步要看家庭是否经济稳定。同时他后面又提及，家庭要富足，靠的是诚实经营，一味靠避税，到头来损害国家和家庭的根基。林林种种，不由得令人敬佩他对世事的洞察能力，当然书中更多的是新颖的史学观点。
不但观点，连推导方法也是前所未有。他在《通典·礼典》，用少数民族现行的婚姻风俗跟春秋时代汉族的上层贵族婚姻习俗对比，得出结论，汉族文明并非一贯先进，少数民族也并非落后的蛮夷。只是地理气候不同，文明进化快慢有异，一语中的，有力驳斥往常士大夫头脑中固有的“大汉族主义”。这一点很接近恩格斯关于民族学的看法，谁说古人不如今人！关于杜佑的新颖思想，不止一点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借“分封制”、“郡县制”的争议，最后推出“不因后事以酌前旨”，不能用后人的眼光来揣测古人的看法，评价和判断历史事件时，必须从这一事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杜佑的观点足以穿越时间，包含着历史主义的成分。若非如是，则属“厚诬古人”，今天还有许多反面教材，最经典一句“我孝庄”。杜老九泉之下，对此估计也只会嗮笑，他性格文质彬彬，加上学问好，无怪乎皇帝在他致仕（退休）时，下鉴定语“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某猷彰乎事业”。
杜佑的一生可谓无憾，享年七十七岁（虚岁七十八），其时《通典》已经脱稿，伴随着他的逝世，唐代史坛的亮度再次变弱，幸而还有点点光芒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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