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范文
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笔触分析一个皇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而这些平淡的叙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即便是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心有戚戚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篇一：《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炸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与，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而从书中，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儒教误国。
【篇二：《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与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与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与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与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篇三：《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作文】
《万历十五年》是即我在床头读完《明朝那些事》之后又本一关于中国阶段历史的描述，由于习惯性失眠，书中其中感慨也大多因为深夜的躁动而随风去了，但也却有一部分随可吸入颗粒物一起沉淀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惊诧，此书中许多人物身上，竟都有当今现实社会的影子。
若将万历儿时看做我们的当代，他原本聪明敏感、乐于上进，也曾经励精图治、喜欢读书，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为臣僚的老师或家长，从不曾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同样也像像我们的学生时代，很多时候被当成了学习的机器，原本活泼好动、乐于思考，最终却极度厌学。诸如参加完升学考，要将书本剪碎或早上依旧习惯的坐在写字台前却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与活力。
张居正不让他练习书法，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所有人都不让他立三皇子为太子，甚至与他生前形影不离的爱妃都不能与自己埋在一个坟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毕竟是皇上，依然拥有无尽的奢华与整个国家，而当今社会我们的悲哀何至于此。
张居正作为首辅原来言行不一，到我们看见了太多人士的虚伪。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黑二代。这个社会原来已经并正在真正属于这些有钱有势有权与不要命的，“学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葱”的现象难免出现。
我一直感觉，张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希望明朝国富民强的，他仅仅是一个有缺点的聪明的刚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难养”的岂止是女人与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触久了，都难免“不逊”起来，皇帝如此，张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也难免如此。事实摆在眼前，改变虽不及万难却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种善的种子，也时刻提醒自己，只要是人都会产生某些偏见与不可避免的缺点，学习如何体谅并选择，哪些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那些是“见不善而内自省”的，现实无奈与社会种种幽暗的侧面，但却必须允许这些幽暗的存在，因为他毕竟是“丰富多彩”这个词的重要部分。
面对如次、遇到问题、唯有积极想办法，努力让自己多一些才能，开阔些眼界，理清些思绪。而决不能消极怠工，心灰意冷。充满希望才能使我们快乐生活。
——我们无奈于幽暗，也尽量做到让幽暗无奈于我。
【篇四：《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二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与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与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与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与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与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与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与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篇五：《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中国历史上的十几个朝代当中，最不喜欢的就是明朝。因为个人觉得除了明以外，历朝历代总有点令人骄傲的事情发生：秦皇汉武自不提，此下魏晋有风骨，隋唐霸万世，五代大融合，两宋盛商贸，元朝出了个成吉思汗，这一路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都走在一个正常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轨道；而大清虽是帝国的终结，康乾百年盛世也尚有几分香艳风流。可明就让人觉得是个乏善可陈的朝代——极度低效的政府，刻板可笑的制度，空虚无物的精神，纵乐荒诞的社会，那本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郑与下西洋事件也因为此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南辕北辙而变得愈加悲壮。有明一朝，封建制度最丑陋最腐朽最摇摇欲坠的一面都表露无疑，整个帝国就如同披了锦衣的朽木，真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明是许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最喜欢关注的朝代。黄仁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黄先生本身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本是国民政府队伍，二战后以不惑之年始治学，竟成为在东西方都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黄先生倡导著名的大历史观，即把几千年中国史看成一个浑然一体的血脉线（当然本身也是，只是能做到这样必须对整个中国历史有宏观性的驾驭能力），而每一个断面的观察都与这个血脉紧密相连，断面的特质由前期的状况引致，而其状况又决定后期的特质。在这一观点下，黄先生的著作常高瞻远瞩纵跃千年，却唯一地为明朝单独立书作传，且不止一本，包皮皮皮括他最著名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是英文稿，题目是《1587-A、Year、of、Insignificance》。窃以为这一英文标题更加切中要害，因为就在这看起来毫无特别的一年，中国社会平静表面下的暗潮涌动决定了这个伟大帝国数百年后的惨烈没落，站远了回头看，这Insignificance就有了浓重的嘲讽与惋惜的意味。法语版的译名则更加直白：《1587-Le、Declin、de、La、Dynastie、des、Ming》，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是什么意思吧。书的中文版很早就看过，在英国时买到了英文版，读了小半部分，终因晦涩艰难还是回头把中文版重读了一遍。书当然是经典之作，黄先生也以致力于给普通国民树立民族历史性格而闻名，但我觉得这本书还是要那些对中国历史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注意不是“掌握”或“研究”）的朋友们才能看得比较透彻。因为这到底是本史学专著，其中涉及了大量历史背景知识，同时以黄先生的大历史观，若不能常常把书中描述放到中国历史的整体构架中去看，此书的精华就失了十之六七了。若是仰慕黄先生之名来看的朋友们，建议从《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三本开始，会比较轻松愉悦，也能对大师的大历史观有一个更加直观的理解。
题目看起来与年份有关，书的内容却是关于七个人的。万历皇帝自然是少不了的。朱家16位皇帝里面除了朱元璋与朱棣这对狠心父子之外，其他14个人的治国水平加起来估计还抵不过一个14岁开始亲政的康熙。这16个人每个人在野史上都有一段相当有卖点的记录，我们的万历同学那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早期重用张居正还“中兴”了一把，但“宰相之杰”张元辅老师挂了之后，这位仁兄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不下，竟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1587年，正是这位仁兄“闭关”前夕，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这可以看作是封建君主集权与“民主”议政之间的博弈，事实上这个时点的西方也处在类似状态（距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已经不远）。众所周知，两场博弈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民主的火种很快在欧洲大陆上全面铺开，而大明帝国则继续在昏暗的封建道路上走它的不归路。
书中继续罗列一些琐碎的细节，看起来漫不经心，却让人读起来心生凉意，因这点点碎语正似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征兆一个帝国的崩溃。元辅张居正已经死了五年了。改革家在封建中国从没有好下场，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罢免郁郁而终，张居正呢，生时有多风光死后就有多惨烈，真是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啊。小农经济的强大根基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谁妄想搬动它只能砸了自己的脚。那个世间第一清官与第一榆木脑袋海瑞也在这一年故去了，一个僵硬体制里最清亮的那颗螺丝钉没入了尘土，剩下的只有腐朽与更僵硬。明朝政府制度的荒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农民皇帝朱元璋认为“小国寡民”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于是大家都不可以富，所有人都要平等地贫穷。政府官员的俸禄少到难以糊口，而区区几两白银的贪污就可以问死罪。海瑞同志的伟大并不在于清廉，而在于坚持。他对这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逻辑的政策主张竟要100%地照办，而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是牺牲品。黄先生另有一书《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里面描述的明朝政府财政体制之混乱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脆弱的金钱链条竟可以让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继续运作下去的，除了明朝大约没人能办到。主流舆论对工商业的限制与打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政府因为太穷于是妄想控制所有可以产生利润的经济活动，“官与民争利”与200年后一个叫AdamSmith的英国人提出的”TheInvisibleHand”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他一生骄傲的抗倭事业也没了下文，因为那本就不是“倭寇”，而是过于严苛的商业贸易管制导致的“”。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无上的天朝大国竟然只允许“朝贡”这种非贸易的商贸活动存在，可全世界都在等中国的棉布、丝绸、茶叶、瓷器。于是化身“倭寇”的东南沿海商人开始秘密地到日本，到东南亚，甚至美洲进行贸易。与此同时，全球每年开采的.白银数量的一半都哗啦啦地流进了大明帝国的口袋，可这些钱进了门之后竟然如同小碎石投入了深海，哑然没了声音。以我浅薄的经济金融知识揣测，这应是中国社会当时极端低下的货币化水平所致。中国自两宋以来民间商品贸易已经非常发达，虽然北宋时四川已有纸币出现，但市场上的硬通货仍然是金银铜。而贵金属货币的铸造权自汉武帝起全部收归中央政府（汉初地方藩王可铸币结果后来导致七王之乱），当时显然也不懂得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宏观调控，不断增长的贸易与相对固定的货币供给导致中国社会长期都处在一个高通货紧缩的状态，虽然白银在不断涌入，想要填补这个几百年形成的巨大缺口却不是那么容易，于是大明帝国成了世界的“储蓄箱”。这样看来如今这明代中国同今日中国一样，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贸易存在巨大顺差，握有全球最高的“外汇”储备。
但大明帝国并没有把这全球财富变成自己前进的动力。有了钱的商人让孩子们读书，入仕途，做地主，因这社会总还是“农重商轻”。但封建制度到底是快走到它的尽头了，刻板的八股举士让整个社会的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偶尔出现一两个值得书写的学者，譬如书中第七章提到的哲学家李贽，却也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精神的空虚带来的是物质上的极度纵欲，所有生活的细节都被无限放大，精巧繁复的建筑、家俱、服饰、餐饮…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竟然出现有钱女子嫖男的可笑情节，整个社会的混乱失控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布教令于部中，他的八旗子弟正磨刀霍霍；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与，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全书结语）。
黄先生的书，字里行间总流露出一股因为深深爱恋而生出的惆怅哀怨。我读罢，心里也是难受。1587，a、year、of、insignificance，然而这之后，东西方的发展开始急速分化，不到300年，世界实力的强弱结构已经全盘改写。痛定思痛，从明朝到现在，很多东西当然是变了，但也有许多是没有变的。读史明志，这个民族未来要走向何方，答案在你我手中。
【篇六：《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喜欢他描述时理性、同时又富有人情味的操作。《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我只是他万千读者中普通的一员。王朔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中开篇就提到“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而我是2000年时得闻其名，真正与其结缘已是六年之后的事，届时《万历十五年》已经再版21次。三年之后，提笔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才发现它真的是好评如潮。面对如此多名家的书评，我真正感觉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了，好在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万历黄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皇帝生涯的前10年里，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与繁荣，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20岁亲政以后，万历皇帝也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曾经组织三次大征。但后期他怠于政事，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以至于“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怠政是万历皇帝对朝野上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先生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万历十五年》分七个章节，叙及六个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这种情形实不是某个人性情能力导致的成败得失，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了其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与，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采取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人物为中心，选取不同的角色来代表当时社会的不同阶级，浓缩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也浓缩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种描述方式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变得大众化，让原本枯燥、单一、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专著成为每一个人都能读懂的文章，每一个人都为之吸引的故事。六个主要人物，七个章节，看似个各各独立却有一条主线一脉相承。而作者对明代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在每个章节中缓缓展开、娓娓道来，潜移默化中打动读者。
【篇七：《万历15年》读后感】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队伍——“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高薪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篇八：《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与自身进行描述与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与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与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与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与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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